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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耀邦就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几个月，1952年4月，高勇进入团中央工作。7年后，1959年3月，高勇成为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此时胡耀邦已是团中央书记。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64年8月，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久的秘书。在这之后，因为工作或私人关系，他多次和胡耀邦接触，对其工作和为人有着很深的了解。“文革”后，高勇先后在*、团中央、邯郸市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1991年离休，曾在香港出版《胡耀邦主政团中央》一书。

“他是讲究实事求是的。”高勇这样评价胡耀邦。

一

我给胡耀邦做秘书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反右“运动中，他的一个秘书被打成了右派，由刘崇文接替。又过了一年半，我也成了耀邦的秘书。我们俩有分工，刘崇文负责处理团中央的业务文件、管理图书，我主要负责处理机要文件、接电话和日常事务的联系与办理。

1957年团中央反右时，耀邦不在，他在国外出访，是另一个领导主持的。胡耀邦当时就不赞成抓那么多“右派”，但他无能为力。他保护了不少人，包括《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张黎群、钟沛璋和陈模，他都力争保护。

1959年的庐山会议，胡耀邦也参加了。我跟随在他身边，我们是7月29日晚上到的庐山，这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批判彭德怀很多天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并不积极，但是作为中央委员，参加会议不能不表态啊。大会不发言，小会也得发言，他就是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发的言。他是表态性的发言，比如“拥护讲话”、“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之类。他发言时，我不在现场。但因为他对发言记录不满意，有些主要的话可能没记，有些不主要的话可能还记了，他就让我和他重新整理了一下发言记录。他私下里没有和我说对彭德怀的看法。

在庐山会议上，对所有人都是洞察的，别人发言批判彭德怀都是蛮厉害的，而你胡耀邦发一次言就再不吭气了。耀邦观察到对他的态度，几年后他说，“庐山会议后，主席有一两年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

我没听过耀邦对“反右”的直接评价。但他说过，有些“右派”在摘了帽子以后，还应该起用。1964年，团中央要召开九大，在起草九大报告的时候，他让钟沛璋起草。钟沛璋此前是《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57年没被定为右派，当时争论很大，耀邦顶着，但没顶住，1958年又把钟补成了右派。但钟沛璋比较早就摘了右派帽子。九大的开幕式，钟沛璋也去旁听了。那时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强得很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揭发了这件事。一位杨姓领导开始查这件事，但后怎么处理的我忘记了。

耀邦和我谈起过这事，他说，摘了右派帽子就不能把他当右派了，你总得给他个工作干吧，以前在延安有些同志犯了很大错误，不是还使用他嘛。

二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时，大跃进刚开始不久。1959年5月，耀邦带我们几个人去河北安国县齐村劳动一周。那时大跃进的不良后果开始出现了，群众生活已很困难，我们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2429，-2.00，-0.08%)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吃后肚子发沉、胀气。那时基层干部被上级的高指标压得喘不过气，为了完成任务，许多干部有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造成干部与群众关系十分紧张。群众对基层干部意见很大，而基层干部也感到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难受”，怨气冲天。耀邦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工作，说有一些强迫命令是上边压下来的，责任不在村干部身上。耀邦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争那个“红旗”嘛，饿死人。那时他对大跃进有看法，但他一般不散布消极情绪，一般是鼓劲的。

大跃进他是拥护的，他在经济建设上也是主张“快”，他一直是这样，有点急于求成。但是一开始，对各地“放卫星”，他并不太相信。因为他是农村出身，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稻子。但是后来各地的“卫星”越放越多，耀邦就相信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跟上了。当然他也不是完全相信，其实那时大家对这事也弄不太清楚。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反右倾。在这个情况下，从庐山会议下来以后，耀邦在大跃进誓师大会上讲话还是鼓劲。他一直鼓劲，那时也非常强调鼓劲，气可鼓，不可泄。但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冷静，不过你说他在那个时候完全头脑不发热也不可能。那时候说胡话的多了，例如“人有多大产，地有多大胆”，就是一个后来的改革家先提出来的。

“放卫星”放得高，团中央专门从河南弄来麦种，全机关的男女老少来挑麦种，那真是一粒一粒挑，老太太都戴花镜在那里挑。稍微有点毛病的、瘪一点的都不要。挑完之后，一亩地下200斤种子，要密植嘛。麦苗出来以后，不通风啊，太密了。怎么办呢，用鼓风机吹。光照不够，就扯上电线，用灯泡照。结果没有熟，全部倒伏了。太密了，根本长不熟。第二年再不种了。耀邦基本都会参加这些劳动，大家一块干。那时团中央没人反对，也没人讨论，耀邦私下也没和我讨论过这中间的教训。那时候好多地方都这样。现在回想起来挺可笑的。

那时的形势，大家都被弄糊涂了。到处放卫星，很多人还到外地去参观，我听去天津小站参观回来的人讲，那里稻子长得那个密啊，他亲眼看见小孩放上面可以站着。实际上后来查清楚了，是把别的地方稻子都集中在这里了。

三

胡耀邦工作起来真不要命。那时他在家办公。一个四合院，他在东屋，我在北屋。他根本顾不上家人，除了工作就是思考问题。一般的劳动他都参加。例如，1959年我们去安国县劳动时，他点种、锄草、推水车，什么都干，而且不要别人照顾。大家休息时，他才坐下来抽支烟。大家不休息，他也不休息。

胡耀邦的性格很直，藏不住话，对别人没有防备之心。在团中央时，我觉得他威信很高。威信高的关键是，那时他和谁都是讲真心话。交谈中老打官腔是挺讨厌的，你能听得下去？耀邦是不设防、讲真话，这一点非常突出。

他有时候讲话很生动，比如，他提出要“冷处理，软着陆”，什么意思呢？冷处理是说，不要在头脑发热、群情激愤时处理人，放下来等冷静时再处理。软着陆是指批评人不要打棍子。

有人说他说话随便，不严密。是有不严密的地方，有时仔细琢磨会有漏洞，但是他不讲不痛不痒的话。有人觉得这很好，就应该是个普通人嘛，宁愿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讲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级废话，听着也觉得没意思。

他喜欢知识，喜欢有知识的人。如果看到一篇非常欣赏的文章，他就会打听是谁写的，作者多大年龄了。你跟他讲些知识性的话，他非常高兴。他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会议上的讲话一般都是自己起草的。我听说，中央团校要复校时，请他讲话，事先团中央给他起草了个讲话稿，拿上台去他看都没看。

胡耀邦比较急躁，经常发脾气。你要什么事办错了，他批评起来绝不留情，特别是熟人、身边的人，他专找些尖刻的话来挖苦你，让你有个很深的印象。我也有受过批评，也见过他批评别人，越是熟悉的人他越不客气。

但是耀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说的：我批评起来喊打喊杀，但真的要做组织处理，我下不了手。他不怕批评过头，但是落到文字、组织处理上，他怕过头。包括做结论，他字斟句酌，非常谨慎，生怕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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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1959年至1964年曾担任胡耀邦的秘书，同胡耀邦一起住过牛棚，下过干校，也曾随同胡耀邦一起参加庐山会议等重要活动，与胡耀邦共事多年，为胡耀邦的真挚朋友，与胡耀邦家庭也有着深厚感情。

作者通过多年近距离的观察，记录了胡耀邦主持团中央工作以后一生的主要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后和改革开放时期，胡耀邦的言行以及对中央重大决策的影响。不仅真实反映了胡耀邦纯笃而坦荡的一生，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新中国的一段曲折历史，其中不乏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本书繁体版于2014年1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