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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1971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场的拉美记者、与聂鲁达及其三任妻子许多友谊瞬间的见证人，维吉尼亚·维达尔取精用弘，结合历史语境，为聂鲁达勾勒出一幅令人钦仰的肖像：一个从小反抗父权、年轻时崇尚无政府主义的叛逆者；一个成年后对法西斯主义口诛笔伐的战士；一个勇于推崇土著文化的外交使者；一位用毕生精力追逐美、爱与自由的诗人。

此外，这本传记还透露了诗人不为人知的故事，包括他为扶持智利艺术家所创立的团体、他*后的情史、他与“*亲密的战友”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患难情谊等，从台前幕后,从“闪烁的记忆”全方位真实展现了一位有血有肉的诗人、艺术家和公民。

寄中国读者：中国在我心中

代序：聂鲁达，土著双面绣

写在前面

古巴革命与西班牙语

聂鲁达获得秘鲁太阳勋章

圣地亚哥 成名之地

当内夫塔利成为聂鲁达

圣地亚哥　诗人的摇篮

“为赋新词强说愁”

政治上的激进，艺术的先锋

达达的诱惑

致萨瓦特·艾尔卡斯特的四封信

政治诗人的东南亚之恋

身在智利，心系西班牙

《西班牙在我心中》

恩怨情仇

“温尼伯号”

西班牙内战中的智利身影

蒂娜·莫多蒂

参政之路

土著的，就是智利的

聂鲁达的家

林中之路

居民及其希望

世外桃源坎塔劳

唯有爱　才是普世之道

拉美文化盛会

呼唤自由的《漫歌》

苏共第二十一次大会

秘密情人阿丽西亚

诺贝尔奖与安第斯鸿鹄

“瓦萨号”战舰

喜忧参半

总统同志阿连德

安息吧，聂鲁达

魂牵梦绕

阿尔瑟，死在暴政铁拳下的诗人

固本开新，百花齐放

诗人的风格“智利”的含义

聂鲁达= 知识分子？

城春草木深

附录一：从认识论角度看聂鲁达

附录二：聂鲁达一百周年诞辰时的坎塔劳

参考文献

译者的话：双面聂鲁达和智利女作家

维吉尼亚• 维达尔

Virginia Vidal（1932— ）

智利作家，文学艺术评论家，智利早的文化记者之一，曾任智利作家协会秘书长。

维吉尼亚是聂鲁达挚友，也是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时在场的拉美记者。1960—1963年间于中国对外经贸大学任西班牙语讲师，获周恩来总理颁发证书和奖章。1973年智利政变、聂鲁达逝世后曾被迫流亡南斯拉夫和委内瑞拉。1974—1976年间作为聂鲁达遗孀马蒂尔德的秘书，共同修缮被毁的聂鲁达圣地亚哥故居，并把聂鲁达于黑岛的藏书和个人物品运至圣地亚哥。现居智利，并继续活跃于文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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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聂鲁达家族授权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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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情爱诗人，抑或革命志士？

诗人及其三任妻子密友、1971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陪伴在侧的拉美记者，深度解密双面聂鲁达，钩沉索隐私人生活中的复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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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国家图书馆珍藏历史照片首次曝光

作为聂鲁达和他三任太太的朋友和智利*早的文化记者之一，维吉尼亚·维达尔通过女性的视角，结合历史语境和与聂鲁达相处的点滴，用这本传记诠释了智利*伟大诗人之一的一生。维吉尼亚通过写聂鲁达，映射出了智利的历史、现实和智利人身份认同感的内涵，同时也作为“聂鲁达文化现象”的见证人写出了诗人除了其自身文学成就之外，对智利的文学和艺术、乃至于西语文学和艺术做出的巨大贡献。

此外，这本传记还透露了诗人一生中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包括他为扶持智利艺术家所创立的团体、他*后的情史、他对西语和西语文化传播做出的贡献和持久的影响等等，并用事实证明了聂鲁达艺术的一大特点——“融合了对所有民族热爱的创意才思”，从台前和幕后全方位展现了一位有血有肉的，复杂的诗人、艺术家和公民。

书摘插图

总统同志阿连德

聂鲁达参加总统竞选给了我国人民一个对诗人表达敬意和热爱的渠道，也给了诗人快乐的时光。诗人走进菜场、集市，走遍了穷苦地区的广场和奢华的地方，与各行各业的人们并肩交流。他知道很多人并不会把票投给他，但他面对贫苦大众的竞选演说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海纳百川而诚恳真挚。此外，聂鲁达的政治活动也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聂鲁达和他“亲密的战友”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友谊通过政治活动的历练更加坚不可摧，两个人的历史形象也深深地连在了一起。在聂鲁达和阿连德都还是参议员、捍卫与自己信念相符的法律和倡议时，两人就是朋友了。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心有灵犀：重视爱情，有幽默感，都是行动派，有勇气和使命感，视荣誉如生命；一诺千金并怀着普世之爱。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性格和平行的人生轨迹。

阿连德三十岁就在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总统内阁当上了卫生部部长（全称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部），后来成了位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左派总统，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和建设。

我次听到《马丘比丘之巅》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建筑师塞尔吉奥·冈萨雷斯将领头建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 号楼。尽管塞尔吉奥同意了智利建筑师协会关于列出所有参与项目的建筑师名字的要求，他仍令雕塑家撒母耳·罗曼在石碑上刻上这样的一段话：“这栋建筑反映了智利人民的勤奋、创新精神和不懈努力；代表智利民族的有她的工人、技师、艺术家、专业人员。大楼经275 天的建设，于1972 年4 月3 日完工，正值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总统同志的人民政府执政时期。”石碑下的混凝土中埋藏着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刻着参与建筑的3700 位工人、技师、艺术家和专业人员名字的两根钢柱。

那时，聂鲁达被委任智利驻法国大使。诗人将回到他深爱的、密友遍地的国家，并能光明正大地走进曾将其列为“不受欢迎之人”而拒绝其入境的国家……也是在法国，聂鲁达接到了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喜讯。而智利喜获第二枚诺贝尔奖也少不了总统的支持——这支持虽被人遗忘却意义重大。随着阿连德当选总统，聂鲁达获得诺贝尔奖，两人的友谊也走上了。阿连德向全国人民宣布了聂鲁达得奖的喜讯，他用朴素的话语激动地说道：

虽然这不是展示或描述聂鲁达诗歌的场合，我仍想说说我们这位人民诗人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聂鲁达的诗歌用无边的想象力演绎了人生万象，我在这里别说是概括聂鲁达诗歌了，哪怕是蜻蜓点水地描述也难做到。聂鲁达的诗歌和书籍很久前就开始翻译成许多种语言广为流传，但获得诺贝尔奖则是对诗人，和对他代表的“对人民承诺”的肯定：聂鲁达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而人民也通过聂鲁达的诗了解了自己的历史义务。因此，现在是我们智利人民庆祝聂鲁达同胞、聂鲁达兄弟欢欣鼓舞的时刻。

阿连德深知如何将把两人团结一心的使命与群众产生共鸣：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对巴勃罗获奖也有着很深的感触；这其中有个很特别的原因：多年以来，巴勃罗和我一起为人民的命运并肩战斗，我们从南到北走遍了智利每一个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人民倾听我们的演讲时的热情，

等待聂鲁达朗诵诗歌时的那种充满期待的肃静。能看到人民的感动，看到诗人的字句进入智利群众的心里、触动大家的良心——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比这更宝贵了。

阿连德还提到了《巴勃罗·聂鲁达：人民诗人诗歌选集》的出版。选集并没有给诗人带来版税收入。诗集由阿连德撰写“序言”，共有一百二十六页，封底短短几行字简述了聂鲁达的生平和作品，上方还赫然标着诗集非卖品的性质：

本书不可出售，应免费发放给智利人民。

很显然，聂鲁达这位世界诗人愿意用某种方式与智利人民分享他的殊荣，来给同胞们一份礼物。

书的末页写着：

本书汇集了巴勃罗·聂鲁达多部作品中的诗歌数首，在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令下印刷出版，将在智利人民之间广泛传播。

诗歌的挑选由沃梅罗·阿尔瑟和聂鲁达共同在后者于法国诺曼底伊通河畔孔代村“曼凯尔”的家中于1972 年7 月完成。

本书在加西亚图片社印刷。1972 年11 月20 日印刷完毕。

（这本书虽大量印刷，但还没来得及发送到每个智利人手中就大多被付之一炬。）

“人民团结战线”执政期间，智利受到了经济封锁。聂鲁达义愤填膺地发起了一场为了遏制内战威胁的斗争。智利的形势让诗人想起了西班牙内战中种种骇人听闻的景象，他无政府和平主义者的本性逐渐显露了出来。曾在1968年，聂鲁达在智利康赛普西翁大学的一场典礼上说过，“我们诗人憎恶仇恨，对战争宣战”。诗人通过艺术和智慧的方式来表达了反战决心：他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用当代艺术表达方式来唤醒民众意识、激发人民团结之心上。聂鲁达还恳请艺术家朋友们参与圣保罗双年展创始人马里奥·佩德罗萨领导下的国际艺术家团结智利委员会，并鼓励同仁们把自己的作品捐给为了民族团结而设立的阿连德团结博物馆。

在这个时期，聂鲁达还创作了他饱受争议的作品之一——《鼓动刺杀尼克松并赞美智利革命》（基曼图出版社1973 年出版）。诗人口号式的激烈措辞与巴勃罗·德罗卡的作品有种异曲同工之妙，也再现了弗朗西斯科·克维多的风格——诗人还在本书的第十五首诗和第三十首诗中表达了对克维多的敬仰。诗人还提到了他“尊敬的古巴”，也借机嘲讽了“雷塔马尔们”和反对革命的“蛆虫们”。诗人在第二十三首诗中表达了他深切的愿望——“我愿恶人不要残 杀善人，也愿善人不杀害恶人”——这充分显现了聂鲁达早期的无政府主义与和平主义信念。

聂鲁达的信仰在《西班牙在我心中》里便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之后的《漫歌》中更是登峰造极。两本诗集不但是诗人以为所有民族谋福利为己任的体现，同时也是智利和美洲诗歌创作的，说它们是普世诗歌也不过分。

面对祖国面临的危险，聂鲁达回国后于1972 年12 月5 日在国家体育馆发表演讲，阐述了他的政治使命。诗人警示，智利正面临着内战爆发的威胁。不久后，聂鲁达在黑岛卧病在家时也不忘强调这一点：1973 年3 月3 日——议会竞选前夕，诗人在接受电台访谈时又明确而坚定地重申了内战的危险。5 月28 日，聂鲁达在电视节目里援引曾亲身经历过的西班牙内战史实来告诫观众国内形势的危急，他请求智利国内外都做好准备工作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武力冲突，呼吁人们捍卫民主、自由和文化免受“内战、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威胁。聂鲁达还倡议智利和全世界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谴责企图推翻阿连德宪政的伎俩。

媒体评论

如果想理解聂鲁达的一生和他的作品，这是一本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的书：它从一个亲密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诗人的面目。

——智利大学文化研究部主任 格里诺尔·罗霍

《聂鲁达传：闪烁的记忆》一书视角与一般传记不同，它通过对聂鲁达的回忆展示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同时打开了一扇窗户，帮助智利人加深对自己的了解。

——智利当代文化记者

薇薇安·拉文

前言

聂鲁达，土著双面绣

智利大学电台主持、著名文化记者 薇薇安·拉文

对智利国家形象的研究表明，外国人眼中能代表智利的元素与我们自己想象的不同：不是智利国足，不是安第斯山脉，不是葡萄酒，不是旖旎风光，而是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聂鲁达是智利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他曾于1971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在国外，一提到“智利”二字，人们先想到的几乎总是聂鲁达。虽然聂鲁达对智利的意义举重若轻，但历届政府却没能充分理解聂鲁达和他的世界——由他的作品、故居、手稿，海螺、船头雕和其他琳琅满目的收藏品、纪念品所构成的传家宝藏作为智利形象的代表和诠释——之重要性，因此无法有力地向世界展示我国除了安第斯山和太平洋海岸之外的丰富内涵。这种目光短浅更明显地体现在1990 年智利恢复民主以来的各届政府中，而这和与聂鲁达情深义重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1970—1973）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聂鲁达曾为了支持阿连德竞选总统而主动放弃了角逐；当他获得1971 年瑞典皇家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时，是阿连德领导人民团结阵线，在智利国家体育馆万众欢呼迎接诗人荣归故里。聂鲁达和阿连德的默契就好比连通器里的水一样：智利对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赢得了全球瞩目，而它重要的代言人之一也获得了世界文坛的认可；智利的社会主义实验壮志未酬身先卒，而随着战友和同仁遭受迫害致死，诗人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不久后也撒手人寰。

在病逝前几年，癌症就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聂鲁达的健康——这一切都被聂鲁达第三任妻子、对他像守候天使一样宠溺有加的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看在眼里。聂鲁达憔悴、疲倦，但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绝症缠身。智利记者维吉尼亚·维达尔是1971 年12 月诗人在瑞典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参加颁奖典礼时在场的拉美记者；欢庆之余，她从马蒂尔德口中得知聂鲁达已身患癌症。面对冷静的马蒂尔德，维吉尼亚一脸惊诧，但她答应朋友对外界守口如瓶。“查丝寇娜”不愿让诗人知道自己的病情。从那女性朋友之间的“悄悄话”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过去了，维吉尼亚也由于经历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友谊瞬间而成了后世理解聂鲁达其人不可多得的“见证人”，而这也是她这本传记——《聂鲁达： 闪烁的记忆》一书的价值。博闻强记、明察秋毫的作者以人称的角度，作为诗人的密友和生平的见证人来讲述聂鲁达的点点滴滴。但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此：借着记者犀利又不失优雅的笔锋，作者分析了夹在各种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鸿沟之间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并怀着对史实的尊崇讲述了她自己的，也是智利历史的重要篇章。

本书为何取名为“闪烁的记忆”？原来，西班牙语权威——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对“闪烁”（crepitar）一词的定义是“发出重复、短促的声音，仿佛粗盐撒在火焰上闪烁跳跃而发出的轻响”。作者维吉尼亚从聂鲁达生平中淘沙拣金，读者仿佛听到背景中重复、短促的主旋律。这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作者懂得如何将读者从对诗人生平之中熟悉的片段领进不为人知的空间；读着这本传记，就像看着维吉尼亚在火焰上扬撒着盐粒，用特别的光焰给读者展示诗人一生的点点滴滴。

从一开始，作者便一反理想化中的聂鲁达形象——“在智利南部林中探寻自然奥秘的幼年内夫塔利”。通过作者的了解，幼年的诗人并不是那个对身边一切事物感到惊奇的、无忧无虑的孩子，而是受到鄙视艺术家如同性恋的父亲的影响而越加害羞、胆怯的孩子。“同性恋”是智利大男子主义者能够想到的恶毒的辱骂，而有这种心态的人却意识不到，毒打孩子其实是懦弱的表现。威严父权阴影下的聂鲁达在大自然中找到了自己的避难所；在那里，他可以静静地观察周围的一切，而不必害怕被指摘、受惩罚。

在维吉尼亚的妙笔之下，聂鲁达的形象熠熠生辉：我们看到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前卫艺术家，对一切“”怀有戒心的年轻诗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高压环境下，诗人认为除了加入共产党之外别无选择。擅长缝纫刺绣、喜欢把她诗人文友的名字绣在一张长长花毯上的作者则用自己熟知的比喻，用美的意象诠释了诗人在这个闭塞、无理的世界对政治信仰的坚持：

对于聂鲁达来说，政治信仰就像土著民族的挂毯或东尼维镇斗篷的纵横条纹一样：

挂毯和斗篷都是双面绣，虽然采用的是同一绣法，但一面绣出了社会民生，而另一面则织出了诗情画意。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够诠释诗人对其政治信念的身体力行和其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呢？可惜的是，当今我们却缺乏对聂鲁达的理解，而我国的内政和外交之中也多么缺乏聂鲁达这样的身影！从国内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知识分子来取代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学无术却口若悬河的“意见家”，并让知识分子重拾他们本不应放弃的道路——做引领大众的智者和思想上的领袖。从外交方面来说，智利在海外的代言人应该深读聂鲁达的作品，并理解我们和邻国秘鲁的关系不仅仅是海战和条约。曾有一位诗人，用他的文字把秘鲁化作世界文学美的诗篇之一。诗人第二任妻子、昵称“小蚂蚁”的黛丽亚·德·卡瑞尔——聂鲁达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见证人——曾亲自告诉作者维吉尼亚，是《漫歌》使得聂鲁达成为了秘鲁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是《漫歌》的发表推动了马丘比丘的发现——通往马丘比丘的盘山公路得以修建，印加遗址也成为了全国著名的景点……但聂鲁达所倡导的、两国之间的兄弟情谊却被后人淡忘、糟蹋了。比如皮斯科酒：如果聂鲁达还在，一定不会和秘鲁争夺这安第斯琼浆原产地保护权，而是将它调制成美味的“皮斯科酸酒”， 让两个民族一同举杯畅饮。

去过聂鲁达故居的人常常对那里众多的吧台感到惊异，但这并不为奇。光是巧思宫中就有两个吧台——在拱顶餐室入口处的“船长吧台”和在小山上智利画家玛丽·玛特纳壁画旁边的“夏日吧台”。而聂鲁达并不像谣言所传的那样嗜酒——林林总总的吧台其实反映了诗人的个性特点。维吉尼亚写道，“聂鲁达热衷聚会，爱团结群众， 还曾为文艺界争取影响力而斗争；他总是琢磨着如何把诗人朋友们会聚一堂，让大家相互认识、扩大交际圈，而他自己的诗也常常成为了分享交流的媒介……” 聂鲁达不但在诗人之间有着不凡的号召力，他更可贵的品质是他推崇他人作品的慷慨和大度。好客的聂鲁达甚至专门写诗，作为礼物送给友人、同仁。

聂鲁达身为共产党人却拥有多处房产以及众多身外之物，这点也曾受到非议。维吉尼亚指出，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聂鲁达式的奢华”这一概念，而这是理解诗人其人和其文的重要线索：和聂鲁达同时代上流社会审美不同，诗人对法国家具、波斯地毯并不感兴趣，而是喜欢来自智利本土、用原生木材、土产动物皮革制成或装饰的家具；而诗人生活和创作的灵感，正源于这种“反资产阶级”的风格。聂鲁达的家一般位于偏远的位置，选址也是地价低廉的地方。买下地皮以后，各种废弃材料——石块、玻璃、木材——这些从沉船上打捞出来的，或是房屋拆迁剩下的五花八门的“玩意儿”，都摇身一变成为了诗人建屋、“解构”中的核心要素。而聂鲁达的房屋都是按照诗人自己的意愿和想法而建造的。令常人想不到的是，聂鲁达居然在智利大学进修了几个月的建筑学，直到自己的数学短板让他对接下来的课程望而却步。维吉尼亚说，聂鲁达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而其精髓则是对自己智利身份的接受和认同。

维吉尼亚曾有幸同家人一起在聂鲁达爱的黑岛之家结识了诗人，并对其爱好与爱情有过近距离的观察。据维吉尼亚观察，聂鲁达是个恋家的智利诗人；而作者通过“居家聂鲁达”，捕捉到了其他传记作者很难接触到的鲜活、自然的诗人形象，从而给读者还原出一个熠熠生辉、出人意料的聂鲁达。

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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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家族授权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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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情爱诗人，抑或革命志士？

诗人及其三任妻子密友、1971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唯一陪伴在侧的拉美记者，深度解密双面聂鲁达，钩沉索隐私人生活中的复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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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国家图书馆珍藏历史照片首次曝光

身为1971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唯一在场的拉美记 者、与聂鲁达及其三任妻子许多友谊瞬间的见证人，维吉尼亚•维达尔取精用弘，结合历史语境，为聂鲁达勾勒出一幅令人钦仰的肖像：一个从小反抗父权、年轻时崇尚无政府主义的叛逆者；一个成年后对法西斯主义口诛笔伐的战士；一个勇于推崇土著文化的外交使者；一位用毕生精力追逐美、爱与自由的诗人。

此外，这本传记还透露了诗人不为人知的故事，包括他为扶持智利艺术家所创立的团体、他最后的情史、他与“最亲密的战友”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患难情谊等，从台前幕后,从“闪烁的记忆”全方位真实展现了一位有血有肉的诗人、艺术家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