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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去世四十年了，他的诗继续为全世界的人所阅读。他的诗歌音域宽广：从《二十首情诗和一首悲伤的歌》的抒情和《大地上的居所》的忧伤到《元素颂》的简洁和《大诗章》的华丽。很少有诺贝尔奖得主能这样持久地大受欢迎。巴勃罗·聂鲁达是一个复杂的人，在政治和情感两方面都是如此。在这第 一本权威的传记中，亚当·费恩斯坦采访了聂鲁达最为亲近的朋友、熟人和亲人，吸收了新近发现的档案资料。通过对材料的深入分析和合理运用，作者揭示了驱使聂鲁达前进的各种动力，精彩地呈现了这位二十世纪偶像人物的一生。

致 谢 ………………………………………………………………… i

引 言 ………………………………………………………………… 1

章 秘密、阴影、酒和雨1904-1920 ……………………… 4

第二章 圣地亚哥的波希米亚人1921-1927 ………………… 27

第三章 亚洲的孤寂1927-1932 ……………………………… 53

第四章 回家、新的战斗

——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1932-1934 ……………… 83

第五章 西班牙的悲伤

——转折点1934-1937 ……………… 107

第六章 救命的职责1937-1940 ……………………………… 134

第七章 墨西哥魔法、婚姻、一封悲剧性的电报、

一只尖刻的獾1940-1943…………………………… 154

第八章 从马丘比丘丰富的高度下降到地球上

干燥地区的贫瘠中1943-1948 …………… 175

第九章 “盲鼠的一年”

——潜藏中的聂鲁达1948-1949 …… 206

第十章 迪莉娅与玛蒂尔德

——东欧的一场戏法1949-1952 …………………… 243

第十一章 英雄凯旋1952-1959 ……………………………… 291

第十二章 新的政体1959-1966 ……………………………… 331

第十三章 另一场古巴危机1966-1968 ……………………… 354

第十四章 诺贝尔奖

——以及后一场激情的爱1968-1972 ………… 371

第十五章 后的岁月

——以及一份死后的礼物1972-1973 …………… 405

后 记 ……………………………………………………………… 439

注 释 ……………………………………………………………… 443

文献精选…………………………………………………………… 478

版权致谢…………………………………………………………… 499

索 引 ……………………………………………………………… 505

亚当·费恩斯坦（Adam Feinstein）是一位备受赞誉的作家、译者、记者和西班牙语言研究者，在许多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关于西班牙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的文章，为《当代译诗》翻译了巴勃罗·聂鲁达、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以及马里奥·贝内德蒂的作品。他为BBC的拉丁美洲节目工作，曾经是西班牙著名报纸《世界报》的伦敦通讯员。他撰写的《聂鲁达传》由Bloomsbury 首版于2004年，2013年出了增订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称之为“杰作”。此外范因斯坦于2013年创办名为Cantalao 的西英双语杂志，致力于研究聂鲁达的生平和作品。他目前和妻子及三个孩子生活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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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与中国

片段一     1951

年

他们在伊尔库茨克下火车，从那里飞往蒙古。贫瘠的风景让聂鲁达想起了他在智利北部当参议员的情形。他品尝到盛在豪华银杯中的蒙古米酒。那是由发酵的骆驼奶制成。“当我回忆它的味道，银子的感觉仍然在我脊背上上下奔流。”从蒙古，他继续前往中国。在北京，聂鲁达受邀把1951年的列宁和平奖递交给宋庆龄女士，孙中山的遗孀。

在北京机场等候会见聂鲁达、迪莉娅和爱伦堡的人群中有中国诗人艾青。对中国的访问非常顺利，除了聂鲁达想要买一双袜子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我们抵达商店，我们的中国朋友们跳出来，迅速把所有顾客都赶出了商店，停止了交通，用他们的身体构成一道栅栏，构成了一道人体通道，我和爱伦堡低着头经过这个通道，十五分钟后从商店出来，我们再次低下头，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裹，坚定地发誓：绝不在中国买第二双袜子了。”

还有另一个尴尬时刻。当他们被告知：“几乎不可能”给他们提供中国饭菜的时候，聂鲁达转向爱伦堡大声说：“同志，请准备好我返回巴黎的文件。如果我不能在中国吃到中国食物，我将到拉丁区去吃，在那里不会有困难。”聂鲁达的愤怒很快发挥了作用。他们被护送到一家著名的餐馆，它正好就位于他们酒店的旁边，在那里他们被款待以一只“精致、难忘的”烤得光亮的鸭子。

片段二  1957

年

离开仰光，聂鲁达和玛蒂尔德跟豪尔赫以及则利亚一起飞到中国去了。在那里，他们受到了聂鲁达的朋友，中国诗人艾青的接待。聂鲁达把他描述为一个“声音自然而且抒情的诗人之一……诗歌中表现得非常温柔，但政治上表现得很铁腕，他们按时回家，去履行他们的使命。”但艾青的命运却不由自己掌握。

在中国，巴勃罗和玛蒂尔德访问了一个石头构成的古怪森林，每个石头的形状要么像一根针，要么像“宁静大海的波涛”。聂鲁达说他在革命后的中国感到自在，但也提到：有些东西跟他五年前和爱伦堡一起造访的时候相比已经改变：“我怀念那种蓝颜色。”他提到他上一次访问，“那时候，每个人穿着无产阶级的蓝，某种斜纹或者轻工工人的花呢服装。男人，女人和孩子穿着它。我喜欢这种有着各种层次蓝色的简朴服装。看到大街小巷穿行着无数蓝色斑点，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蓝色消失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坏事，聂鲁达发现：只是因为，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足以让中国人民穿上任何颜色。

在玛蒂尔德和若热·亚马多的陪同下，他沿着扬子江顺流而下，但，尽管聂鲁达热爱中国风景诗，这次旅行并不是一次完全快乐的旅行。聂鲁达后来回忆道：在他和这位伟大巴西作家的友谊中，某些东西已经改变：

实际上，斯大林时代各种事情的披露在若热·亚马多的心中造成了极大的波动。我们是老朋友，我们都流亡过多年，我们一直被共同的信念与希望联合在一起。但我相信我比他有着更少的宗派意识；我的天性和我的智利脾气让我倾向于理解他人。与此不同，豪尔赫却一直很固执……二十大的报告是一股潮水，驱使所有革命者采取新的立场，得出新的结论。我们很多人都感到，在那些令人痛苦的披露造成的煎熬之后，我们再次获得新生……可是，不同的是，豪尔赫似乎已经在登上那条船的时候，在扬子江美妙的悬崖峭壁之间，开始了他生命的不同阶段。我不相信他丧失了对革命的忠诚，但他求助于它的作品，脱去了他作品中迄今为止标志性的直接的政治特征。

如果我们把这种看法当成可信的，那么，赫鲁晓夫的解密似乎反而加强了聂鲁达的共产主义信念，而不是让他陷入内心斗争，而且他似乎在这段话里面谴责亚马多的动摇。

聂鲁达在中国的时候满五十三岁。则利亚和玛蒂尔德请求艾青努力劝说中国政府允许他们在船上举行特殊的庆祝宴会。但他们很失望：这个国家也许能够提供五彩缤纷的服装，但它正处在厉行节约的节骨眼上。

可是，在某种程度上，艾青成功了。“在那个7月12日，我的生日那天，我们在桌上摆了烤鸡，这场争辩的金灿灿战利品。几个西红柿和几片洋葱闪耀在一个小盘子里。巨大的桌子在它之外延伸，就像每天那样光亮，桌子上摆着许多盘子，盘子里是闪闪发光的美味的中国菜肴。”

悲剧发生了，旅行快结束的时候，艾青没有出现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所谓的“反右”斗争刚刚开始，遭到驱逐的艾青是它初的牺牲者之一。聂鲁达忧心如焚。正如另一个中国诗人徐迟回忆的：

我在北京主持一个诗歌讨论会，巴勃罗·聂鲁达在那里。突然，他离席，开始在大厅的走廊里独自游走。我走向他，问道：“你找什么？”他机智地回答：“我在找……你。”但我知道他真正找的人是谁。我们回到诗歌讨论会，但在那以后他再没有回到过中国。

在聂鲁达的回忆录中，有一些文字攻击了个人崇拜—这种态度让他不久后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发生了矛盾。聂鲁达的俄国朋友，维拉· 库泰什科娃在莫斯科告诉我，巴勃罗对个人崇拜的清醒标志着他个人对斯大林主义态度改变的真正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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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自己叙述，他在锡兰的整段时期内遇到的最美丽的女人是一个尔人，她的工作是每日打扫装有人的便的木桶。

她如此可爱，尽管她做着卑微的工作，我依然难以忘怀。就像一只羞涩的丛林动物，她属于另一种存在，另一个世界。我召唤她过来，但无济于事。此后，我有时在她经过的路上放一件礼物，一条丝绸或者一个水果。她可以无动于衷地走过……天早上，我下定心，牢牢拉住她的手，使劲看着她的眼晴。我和她之间没有语言可以对话。没有笑容，她任由自己被我领走，很快赤裸着躺在我床上。她的腰部如此纤细，她的屁股圆滚，她乳房那满溢的杯子，让她看上去就像出自南印度的千年雕像。那是人与雕像的奇妙统体。她使劲瞪大眼晴，整个过程，完全毫无反应。她鄙视我是对的。这种体验再没有发生过。

我如何能活到如此遥远

离开我曾爱，离开我所爱？

离开蒸汽包裹的车站，寒冷的烟？虽然他死去已多年，

我父亲一定仍走在那里

披肩酒满雨滴，

胡须色若青铜。

今天是今天，昨天已经过去一这毫问今天也是昨天，我离开

沉入那过去的寒冷岁月，

那岁月随我离去，携我而去。

这也确定无疑。我由文字构成的

骸骨，跟骨头一样硬，暴露于空气和雨水，我能欢庆那身后发生的

事情，不是一首歌或一个证词，

而是词语顽固的骸骨。

编辑推荐

聂鲁达去世四十年了，他的诗继续为全世界的人所阅读。他的诗歌音域宽广：从《二十首情诗和一首悲伤的歌》的抒情和《大地上的居所》的忧伤到《元素颂》的简洁和《大诗章》的华丽。很少有诺贝尔奖得主能这样持久地大受欢迎。巴勃罗·聂鲁达是一个复杂的人，在政治和情感两方面都是如此。在这*本权威的传记中，亚当·费恩斯坦采访了聂鲁达*为亲近的朋友、熟人和亲人，吸收了新近发现的档案资料。通过对材料的深入分析和合理运用，作者揭示了驱使聂鲁达前进的各种动力，精彩地呈现了这位二十世纪偶像人物的一生。

媒体评论

【相关推荐】

一本出色的传记。

——哈罗德·品特（英国剧作家、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本书充满冒险故事、惊心动魄的困境和令人激动的邂逅。……费恩斯坦这本传记的特出之处是他对聂鲁达诗歌充满感染力的热情：本书的能量所在。

——《卫报》，安德鲁·莫申（英国第十九任桂冠诗人）

一部搜求广博的传记……读之不忍释手……费恩斯坦完满地阐明了聂鲁达生活和作品背后的驱动力量。

——英国《独立报》

费恩斯坦写出了一本关于聂鲁达的生平、个性、诗歌和政治的杰作。

——《爱尔兰独立报》

前言

译者序

自成面包的面包师

拉丁美洲——这个词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是移民、毒品、海盗、贫民窟、左轮手枪、逃亡者……鳄鱼、仙人掌、原始丛林……玛雅金字塔、印加传说、屠杀、复仇、纵欲、酗酒……还有海啸和火山。整个拉美的历史与地理，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神秘丛林，充满厮杀与争斗，却永远搏动着生机，从这里喷薄出诗歌的熔岩：达里奥、米斯特拉尔、博尔赫斯、帕斯、巴列霍，当然，还有为炽热的——聂鲁达。

聂鲁达首先并不是什么“诗人”。他是野蛮疯长的原始大地喷发的岩浆，所到之处，女人、男人、树木、草原，都禁不住燃烧起来。即便这岩浆冷却了，也保持着火焰的形状，而它所点燃的火种，蔓延到天涯海角。

“文学”这个词从来无法帮助我们理解文学。天地之间原本只有落日、海浪、罂粟花、七星瓢虫、广阔星空……拥抱、分离、狂喜与阵痛。“诗”也从来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诗。农民会告诉我们：理解果子的味道需要理解土壤的成分，理解云彩的形状需要理解天气的变化。

于是我们需要传记。需要看到一首更为原本、广阔、朴素的诗，看到沙漠上带刺的石头状植物上开出的红花并不是什么“情调”“风雅”“艺术”，它就是沙漠本身的凝结，万千干枯中收集起来的一滴水。

聂鲁达远不止是什么“爱情诗人”，尽管几乎所有读者都熟悉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24）以及《一百首爱情十四行》（1959），尽管众所周知他拥有三任妻子和无数情人。任何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在聂鲁达的丰富与蓬勃面前都是徒劳的炫技。如果纵欲可以创作出诗，那么，阿姆斯特丹或者东莞应当是诗歌的盛产地；如果禁欲可以创作出诗，那么，军营、寺庙、修道院应该是诗人的故乡。

然而，诗人的旺盛创造力与性欲、爱情之间，又似乎有着正比关系。我们一定还记得约翰·

邓恩如何赋予情欲以思想的深度，惠特曼如何歌颂带电的肉体，雨果如何把欢爱之时的女人称作上帝本身，劳伦斯如何让原始的性爱来拯救文明社会的虚伪与疲软……

是的，通过聂鲁达的诗歌，我们看到了不仅爱而且性的纯洁、坦荡与美好。但我们更看到了一种更高的能量，生命本身蓬勃的热度，来自太阳蓄积在地球内部的岩浆，一切生命赖以永恒轮回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推动河水奔腾、花朵盛放，推动男人走向女人，也正是这种力量，推动诗人唱出他的歌。

如果一个人只在二十多岁写情诗，他可能只是个发春的动物；但如果他到六十多岁还写出遒劲的情诗，那么，他就是巴勃罗·

聂鲁达。

聂鲁达在人们心目中从来不曾呈现一个老年人的形象。直到六十九岁，他依然是一座活火山，同时撰写着八本著作。

这是一本良好的传记所应该告诉我们的：聂鲁达是谁？一个不倦追求女人者，情欲旺盛的雄性，沉醉于原始森林的甲壳虫热爱者，披着黑色斗篷浪迹于圣地亚哥的穷酸享乐主义青年，辗转于南亚热带潮湿国度的落魄外交官，钥匙与海螺收藏家，热爱美洲历史与地理的旅行家，共产党员，代表智利贫瘠省份的参议员，工人运动的热烈支持者，被通缉的逃犯，穿越安第斯山的冒险家，无数正义人士的终生好友，终生敞开家门的聚会热爱者，几千难民的拯救者，日常平凡事物的爱好者……然后才是，用精巧贴切的文字之容器收集上述这一切生命经历的创作者，这些容器分别是：《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一百首爱情十四行》《大地上的居所》《我心中的西班牙》《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伐木者醒来》《马丘比丘高地》，还有《元素颂》……

所以，聂鲁达说：我写诗很久以后，才知道自己在写诗。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心一个诗人的“底细”，远远不是好奇而已。我们有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期待：期待他的诗所带给我们的，也曾带给他本人。否则，这其中一定有某种误会。虽然，一直有一种很强的论调，宣称人品与诗品的分离，强调艺术独立于人格。是的，艺术可以独立于道德教条，但它不可能独立于它自己所歌唱的事物。相比之下，我们更希望诗歌是生命的“成果”，而不只是“蓝图”。因此，一个叫拜伦的唐璜为解放希腊而拿起了枪，一朵叫做华兹华斯的水仙毅然返回山水之间的家乡，一艘叫兰波的醉舟随洋流漂泊到了原始部落……

因为我们不相信诗歌只是水晶花瓶、镶钻的戒指、裙子上的蕾丝花边……所以，聂鲁达不断地把诗歌比作面包。从生活的面粉中，我们烘焙出真正的粮食，可以减轻饥饿、忧虑与营养不良，让人恢复精力与信心。

固然，我们甚至更同情那些跟聂鲁达相龃龉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博尔赫斯、帕斯，当他们明确反对诗歌直接跟政治挂钩。我们也相信，诗歌的政治意义，并不需要像聂鲁达所认为的那样直接。诗歌很大程度上，正是以其独立性（独立于时政），而在作为文化动物的人类政治进化史中发挥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聂鲁达依然和他所不（被）理解的诗人同胞站在了一起，用自己的生命热忱去写诗。

我们发现，聂鲁达不仅歌颂女人的嘴唇、大腿、乳房、“腹部的阴影”……更多篇幅里，他胸怀中的爱人化作了蜜蜂、蝴蝶、浆果、落日、海浪、面包、风信子、紫罗兰、苹果、麦子、火山……毋宁说，他用全世界来爱他对面那个女人，他因为爱情而爱上了整个大地与天空。

很少看到谁有聂鲁达那么丰富的诗歌词汇。并不是说，他掌握或发明了比我们更多的词，而是说，他掘开了一扇扇敞亮的门窗，让万千世界都进入他写作的房间，聂鲁达很少说“我爱你”，在本该说“爱”的地方，聂鲁达说起了“采集”“挖掘”“耕种”“撒网”“航行”“盛放”……毋宁说，聂鲁达用他超凡的想象力，为我们还原了爱情的真相，那源自鸟兽草木天空河流的力量本身。

好的诗歌，是输油管道、太阳能集热板、时空之门、森林地质公园的步道，领我们抵达热力、能量、风景与神奇的日常。

好的诗歌，不仅为我们展开视觉的图画，更激活我们全部的感官，让我们感受赤道之热、南极之冷、海浪之咸涩、松林之歌咏、礁石之硬、瀑布之软、甲壳虫的刺鼻臭味、原始丛林的高大与深邃……

诗人的点金之笔，把“文明社会”抽象空洞的概念之石都化作光辉灿烂的感性世界，那富有色泽、音响、形状、气味、冷热、酸咸的勃勃生机。

这，就是聂鲁达。跟他的先行者普鲁斯特一样，在我们的感官中建筑起生活的纪念碑。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聂鲁达的诗歌中竟没有用典，一个都没有。他的诗是直接从大地上长出来的植物、动物、山脉与径流。这是文学中一道罕见的风景。所有大自然的孩子，都可以读懂聂鲁达的诗。他用他随手摸到的事物写诗，从而让我们每个人也能随手摸到他诗中的一切。

谨守着朴素、日常、真诚、自然，诗歌以其小而成就了大，以其私密而遍及天涯。

有井水处，皆能歌聂鲁达。

聂鲁达成功了。不是说，作为诗人的聂鲁达成功了。而是说，作为面包师的聂鲁达成功了。晚年在《日子之手》中羡慕手艺人的聂鲁达，其实也成了令人羡慕的手艺人。他的面包正被翻译成地球上多的语言，喂养着一代又一代饥渴的心灵，把天空大地都装入他们的胸腔。

值得谈一谈聂鲁达的“政治诗”。一个在大家眼中的“艳情诗”作者，著作的几乎一半竟然是“政治诗”（尽管他本人反对这种判断）：第三《居所》—尤其是《我心中的西班牙》《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大诗章》—尤其是《解放者》《征服者》《被背叛的沙子》《亚美利加，我不是徒劳呼唤你的名字》《智利大诗章》；赞扬古巴革命的《壮举之歌》；《打倒尼克松，赞扬智利革命》等。且不论这些“政治诗”在艺术上有什么得失，单就这些诗的出现，也值得我们沉思。在我们的“常识”中，爱情总是虚无缥缈之物，或者床笫之间的“苟且之事”，轮不到望革命斗争之项背，儿女私情与崇高宏大的人类解放无关。殊不知，恰恰相反，需要解放的，正是每个人天赋的欲望；需要大声疾呼的，正是每个人自然的满足；只有建基于个人的福祉，才可能真正走向类的共赢。

因此，在那个血雨腥风的20世纪初，歌颂爱情的诗人转而抗击专制、暴力与掠夺，并非什么稀罕的事情，不管具体政治见解何如，洛尔迦、阿拉贡、奥登、巴列霍……都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有的还为此付出了生命。

爱正是突破自身之物，那深切体会到爱情之美的人，正体会到一个人走出自己身体与另一个身体结合，互相取悦的美妙，不仅肉体而且心灵都沉浸在完满之中，那片刻的沉醉与安宁，像极了时间停止后的天堂之永恒化境。抒情诗人让我们至今仍看到跳出一己之私对生命的益处，就像肉体走出房间去呼吸，去同化那些异己的蔬菜水果以获得健康，精神也要向其他精神走去。

爱，本质上就是“博爱”。身处爱情中的人，会感到与世界的和解，心中怀着祝福，周遭一切变得可爱，充满勃勃生机。因为，要相信，那点亮情人眼睛的，必然也点亮天地万物。一个看到且得到火的人，自然而然想要盗来此火，传递给世人。“如果你不曾为他人幸福奋斗过，你不可能幸福。”——他说。

这就是广义的“爱情诗人”——巴勃罗·普罗米修斯。没错，他写的所有诗，本质上都是“情诗”。世界对他，就是一个大写的女人，渴望着进入、拥抱、理解、赠与、孕育、诞生。

这个终生不渝的共产主义者，虽然在政治上难免有幼稚和盲目，但他从未走上宏大叙事的套路，生命的热情让他一再返回为坚实的大地。在进入晚年的时候，带领他写出了三本《元素颂》，触手可及的“卑贱”之物：洋葱，西红柿、外套、手表、袜子……和洛尔迦、惠特曼、斯大林格勒、古巴一起并肩站在他的颂歌行列。这就是涌动的海浪聂鲁达，那高高扬起的宏大与崇高终究回落，在卑微琐碎的日常中发现按兵不动的同一股洪荒之力。

《元素颂》本身是值得歌颂的，它必须和《情歌》《大诗章》放在一起，构成一个智利诗人以其活火山的高大视野和广阔胸怀，所看到的众生平等，发掘出万化虽殊，道通为一的“强力哲学”，谱写出他西班牙语音韵铿锵的《齐物论》。于是，踏着聂鲁达层层叠叠的诗歌阶梯，我们来到了《马丘比丘高地》。这片聂鲁达诗歌的高地，神秘的堡垒，时空之门。“石头在石头中，人在哪里？

/ 空气在空气中，人在哪里？

/ 时间在时间中，人在哪里？”在马丘比丘高地，诗人看到了自己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复数的人，过去时与未来时叠加的人，他活生生感到自己就是那些死者，永恒轮回的生命之火正穿过他的蜡烛，向远方奔腾而去，“快来到我的血管我的口中。/

用我的声音说话，用我的血液发声。”

聂鲁达的生命哲学在这首诗中展露无遗，聂鲁达置于爱情和政治两端之间复杂的诗歌光谱，在这里调制成绚烂也令人信服的渐饮渐醉的鸡尾酒。

谜底终于揭开，驱动这一切的、让看似无关的事物紧密嵌合的，无非是生命本身。聂鲁达继承了他的先驱诗人克维多对生命的痛感，但并未停留在悲伤与虚无中，他是积极的虚无主义者，是永恒轮回的信仰者；也因此，一个貌似与存在主义相仿佛的诗人，却与萨特格格不入，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意识到存在之虚无后，聂鲁达所感到的不但不是恶心，反而是酒神般的沉醉，“既然人生如梦，就让我梦下去吧”——弗里德里希·聂鲁达如是说。

于是，一条写诗的大河毫不犹豫地奔腾而下，他掷地有声地说：“如果有来生，我仍将这样度过。”

无疑，他是诚实的。他的来生，正是我们的此刻。我们也可以借着他的话说：他的声音，此刻正在我们的脉搏里律动；他的丰沛，此刻正在我们血液里奔腾。毋庸置疑，这就是尽管命运阴晴不定，生活充满苦痛，我们依然需要诗歌的原因。它不是消遣，不是文艺，本就是我们血中的血，肉中的肉，必需中的必需。

这就是眼前这本亚当·费恩斯坦的《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所带给我的思绪。迄今为止，在中文世界，流传广的当属聂鲁达的自传（另有一本所谓《聂鲁达传》其实完全改编自聂鲁达自传，加了一些小说性杜撰）。聂鲁达的自传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更像是一本精彩的散文，他并非注重事实的还原，而是各种感受的收集，其中描写自然、史实与他人的部分，往往超过对诗人本身的交代。因此，他的自传被人戏称为“未必可信”的传记。

而费恩斯坦的这本聂鲁达传记，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资料为翔实的一本。他吸收了我们几乎能想到的全部聂鲁达著作、书信、文章、遗稿，其妻子及亲朋好友的回忆（录），采访了幸存于世的聂鲁达朋友亲人，咨询了众多聂鲁达研究专家（典型的如牛津大学的罗伯特·

普林–

弥尔，军政府期间流亡莫斯科的全面聂鲁达传记作者博洛迪亚·

泰特博姆，另一个重要的聂鲁达传记作者玛加丽塔·

阿吉雷，聂鲁达作品全集的整理与研究者埃尔南·

洛伊拉等等），他直接或间接从各个国家（包括中国）相关的大学、档案馆、专家那里索取文献资料，也因此带来了此前任何一个传记作家所未能触及的一些新材料（比如聂鲁达前两任妻子离婚后的状况，后一任妻子在聂鲁达死后的作为，很晚近才出版的个别遗作，聂鲁达死亡之谜的新近调查等等）。这是一种严谨的历史态度。一本好的传记，首先要提供给我们足够丰富且可信的历史资料、客观角度、事实基础。然后，读者才可以据此作出各自的判断与反思。

因其冷静、细心、翔实，我们得以进入诗歌背后，把握聂鲁达用六十九年时光写出的为重要的一部鸿篇巨制。

这本传记的翻译以准确为标准，查对信息所花费的时间超过语言本身的转译，尽管如此，好几次校读，依然发现了错误和不一致之处，译者愿意为译文中任何纰漏承担责任，对批评建议充满期待。我也相信，作为一个忠诚的研究型译本，它带给其他读者的收获，一定不会比带给这篇序言作者的更少。

后，感谢编辑赵波先生的信任与耐心。

杨震

2017年3月31日于昌平

引　言

只有很少的诗人，人们可以说，他们丰富了全世界百万人的生活，并且，在其死去三十多年以后仍然如此。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就是这样一个人。聂鲁达是20世纪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之一，他的作品之美，跟他对社会正义的热情以及他对生活的热爱一起，一如既往地充满活力。

在他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近半个世纪内，世界各地的恋人们就已经从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以下简称《二十首情诗》）中摘抄诗句来互相表白。更多的人深深着迷于《元素颂》的优雅与动人的简洁，《大地上的居所》的深奥之美，《大诗章》的史诗力量，《狂想集》中辉煌而机智的自嘲，以及后期爱情诗所向披靡的抒情性。

聂鲁达的政治信念—他很长时间内是个斯大林主义者，尽管不断受到1956年以后的各种政治事件困扰—也许不再有效。但他本质上的人道主义直到我们走向2004

年7

月他的百年诞辰之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聂鲁达横跨整个世纪和全球，他与20世纪迷人、富有影响力的许多人物过从甚密，包括洛尔迦、毕加索、艾吕雅、阿拉贡以及爱伦堡。

他的人生经历卓尔不凡。聂鲁达不只是一个诗人、外交家和政治家。他也是醇酒（尤其是智利酒）、女人（他有过三任妻子与无数情人）和歌曲的永不疲倦的热爱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放弃在马德里的外交职位，来勇敢地支持共和主义者，并且用一艘旧渔船“温尼伯”号，把两千名共和主义者运送到智利，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他那些逃避本国独裁者的隐匿岁月，以及他在马背上翻越安第斯山脉逃到阿根廷的冒死经历，本身都足以写成一本书。毫无疑问，在那段逃亡岁月，以及以后的岁月，他诗歌的力量以及他死里逃生的纯粹欢欣使他不仅赢得了挚友同时也赢得了政敌的衷心支持。他在欧洲的三年逃亡中，包括一次乘坐威尼斯刚朵拉成功逃出意大利统治者的掌心。回到智利之后，他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来为了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而退出。

他给他所遇见的所有人都编织了一道魔咒。洛尔迦意味深长地称他“相比于墨，更近于血”。

聂鲁达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男人。他承认自身内在的矛盾，称“巴勃罗·聂鲁达……我忘恩负义的敌人”。本书是本资料完整的英语传记，试图解开这些矛盾。的另一本完整传记，是聂鲁达的密友博洛迪亚·泰特博姆1984年在莫斯科撰写的，在那里，泰特博姆没有机会接触到核心档案，并且明显掩盖了聂鲁达人格以及政治关系上面不那么有魅力的方面。

巴勃罗·聂鲁达是让–保尔·萨特的对立面。当萨特对周遭世界感到恶心之时，聂鲁达即使在他高度痛苦与顽固的临终疾病之中，依然感到欢欣。当萨特教导我们通过接受生命核心的无意义性来找到个体自由，聂鲁达感到：人——首先是作者——有责任拥抱生命，并致力于寻求社会公正。在我们所生活的全球村时代，萨特的信息是疏离而空洞的，难以卒读，而聂鲁达对人类团结的呼吁却比以往更加具有潜力。

俄罗斯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那个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转而反对斯大林主义但依然是聂鲁达密友的人——在这个智利人1973年离世几天后写出了他动人的《致聂鲁达的一封信》：

……今天我看见聂鲁达—

他始终站在正中央

绝不摇晃，

他把诗歌带给人民

如此简单，沉默

如一块面包。

书籍介绍

聂鲁达去世四十年了，他的诗继续为全世界的人所阅读。他的诗歌音域宽广：从《二十首情诗和一首悲伤的歌》的抒情和《大地上的居所》的忧伤到《元素颂》的简洁和《大诗章》的华丽。很少有诺贝尔奖得主能这样持久地大受欢迎。巴勃罗·聂鲁达是一个复杂的人，在政治和情感两方面都是如此。在这第 一本权威的传记中，亚当·费恩斯坦采访了聂鲁达最为亲近的朋友、熟人和亲人，吸收了新近发现的档案资料。通过对材料的深入分析和合理运用，作者揭示了驱使聂鲁达前进的各种动力，精彩地呈现了这位二十世纪偶像人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