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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苏联，左琴科是一位同果戈理、契诃夫齐名的“讽刺幽默大师”。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左琴科的名字家喻户晓，仅1926年一年，他就出版了选集17种，到次年总销量就逾495万册。正是左琴科那些“含泪的笑话”，感动了广大读者。然而，从1943年开始，作者由于出版了这部奇书，却被视为异端，蒙受了十多年的厄运，后在人格受辱和贫病交困中死去。

在这部令人“怦然心动”的经典作品中，作者运用巴浦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对自己从青春期起就身患抑郁症进行了精神分析，探讨了和自己同病相怜的肖邦、果戈理、福楼拜等世界名人的心理痼疾，并用生动有趣的纪实小说笔法，对人的理性如何战胜死亡、痛苦和衰老等崇高命题进行了思考。左琴科认为，就像“一次恋爱失败后就怕谈恋爱，一次流产后就怕受孕，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样，许多引起人们痛苦和烦恼的因素都是因为某种可怕的条件反射，为了消除这些造成不幸的原因，他要交给人类一把“幸福的钥匙”。

忧郁症（Depression），也被称为“心的感冒”，在高压力社会中，几乎已成为流行的精神文明病，而世界卫生组织将其与癌症、AIDS并列为21世纪需要卫教预防，也盛行的疾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研究表明，平均每100人中就有3人患忧郁症，其中因为忧郁症所带来的身体疾病，甚至自我毁灭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而本书作者左琴科生动而翔实地为广大读者展现了他自己如何追寻忧郁症的病因，并终治愈的心理历程，给大家带来一把解除忧郁症的“幸福的钥匙”。

楔子

我真是不幸，却又不知道原因何在

落叶萧萧

可怕的世界

日出之前

黑水滔滔

把门关上

老虎来了

危险的联系

“理性是祸患”

理性战胜死亡

理性战胜痛苦

理性战胜衰老

尾声

跋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译后杂谈）

在前苏联，左琴科是一位同果戈理、契诃夫齐名的“讽刺幽默大师”。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左琴科的名字家喻户晓，仅1926年一年，他就出版了选集17 种，到次年总销量就逾495万册。正是左琴科那些“含泪的笑话”，感动了广大读者。然而，从1943年开始，作者由于出版了这部奇书，却被视为异端，蒙受了十多年的厄运，最后在人格受辱和贫病交困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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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是不幸，却又不知道原因何在

我真是不幸，却又不知道原因何在

啊，真是可悲！躲开灿烂的阳光，

到监狱里去寻找欢乐的地方，

凭着一盏孤灯的光亮……

我一回想起我的青年时代，就感到惊讶，我那时怎么会那么忧伤，那么多愁善感。

美妙的青年时代竟涂上了黑漆。

我在童年时从来没有这样郁郁不乐过。

可是刚一步入青年时代，一种无与伦比的莫名的愁思就如阴云一般笼罩着我。

我想生活会给予我欢乐的，便竭力去接近人们，寻找朋友、爱情、欢会……然而我并没有在其中找到丝毫慰藉。

一切到了我手里就黯然失色。忧郁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我。

我真是不幸，却又不知道原因何在。

可我当时只有十八岁，自以为找到了解释。

“世界是可怕的，”我那时这么想，“人是鄙俗的。他们的言行举止滑稽可笑。我可不是这种羊群里的羊。”

在我的书桌上方贴着索福克勒斯的四句诗：

　　崇高的天赋绝不会栖于凡躯

　　倘若你见到日光照亮寰宇，

　　啊，赶快登上归途，

　　回返太虚那亲切的故居。

当然我知道还有不少人持另外一种观点。对生活抱着乐观的，甚至是欣喜若狂的态度。然而我瞧不起那些在生活的鄙俗、刺耳的音乐下兴致勃勃跳舞的人。这种人在我看来还处于野人和动物的水平。

凡是我在周围见到的一切，无不坚定了我的这种观点。

诗人写缠绵悱恻的诗，为自己的伤感而自豪。

“伤感袭上了我心头——它是我的圣母，是我白发苍苍的主母。”我反复吟咏这两句诗，只是记不起作者是谁。

我所倾慕的哲学家们对忧郁症的评价是敬重的。康德写道：“忧郁症患者具有崇高的感情。”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忧郁的气质有助于深刻思考，并伴随着才华。”

把劈柴添进我暗淡的篝火中的不仅仅是诗人和哲学家。说来也怪，在我那个年代，忧伤被认为是善于思考的人的特征。在我那个圈子里，大凡沉思的、忧郁的甚至厌世的人都备受尊敬。

简言之，我那时认为对生活持悲观态度乃是善于思索、感情细腻、出身贵族的人应当持有的态度。而我正是贵族出身。

因此我认为我患有忧郁症是正常的，我的忧伤和某种程度的厌世正是我智能的特征。而且看来不只是我一人智能的特征。看来，是一切力求使自己的意识高于动物的意识的人的特征，是一切这种人的智能的特征。

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就非常悲哀了。然而看来的确是这样。在自然界中，优胜的总是粗糙的生物组织。粗鄙的感情，肤浅的思想总是无往不利。一切纤巧的东西都以毁灭告终。

我十八岁时就是这么想的。不瞒你们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仍是这么想的。

然而这样想是错误的。现在我怀着幸福感向各位宣告，我这样想是犯了可怕的错误。

这个错误当初险些送掉我的性命。

那时我想死，因为我看不到其他出路。

1914年秋天，爆发了世界大战，我离开大学，参加了军队，准备以死报国，这样死就不是轻于鸿毛了。

不料在战争中我反而不再忧伤了。即使忧伤偶尔袭来，很快也就过去了。在枪林弹雨之下，我平生次觉得自己几乎是幸福的。

我反复思考：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我在战场上找到了生死与共的袍泽，所以我不再忧思重重。这是合乎逻辑的。

我在高加索近卫师米格列尔团服役。我们相处得非常友好。官兵亲如手足。也许这只是我当时这么觉得。

我十九岁时已擢升为中尉。

二十岁时已有五枚勋章，晋升为大尉。

然而这并不说明我是个英雄，而是说明我整整两年没有离开过火线。

我参加了许多战斗，挂了花，受毒气伤害，心脏出了毛病。然而我的情绪几乎始终是愉快的。

　革命刚一爆发，我就回到了彼得格勒。

　 我没有丝毫恋旧的伤逝之感。相反，我希望看到一个崭新的俄罗斯，跟我所熟悉的苦难重重的俄罗斯截然不同。我希望周围的人都是健康的，朝气蓬勃的。而不要像我那样动辄忧从中来，郁郁不乐，多愁善感。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所谓的“社会分歧”。可是我又像过去那样忧郁了。

我试着调换职业和城市。我想逃避我这种可怕的忧郁。我预感到这忧郁将置我于死地。

我先迁居阿尔汉格尔斯克。继而又迁往北冰洋畔的麦津。后来又回到彼得格勒。未隔多久，又前往诺夫哥罗德，后又迁至普斯科夫。此后又搬到斯摩棱斯克省的红城。后又回到彼得格勒……

不管我迁往哪里，忧郁始终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我。

三年之内，我换了十二个城市和十种行业。

我当过民警、会计、皮匠、家禽养育家、边防警卫部队电话员、刑事侦查员、法院的书记员、文书……

这不是坚定地在生活道路上行进，这是——张皇失措。

我参加了红军，重又在前线度过了半年时间，那是在纳尔瓦和亚姆布尔格附近。

可我的心脏被毒气损伤了，我必须考虑新的职业。

1921年，我开始写短篇小说。

自当作家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然而忧郁却一如既往。不仅如此，它光顾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

于是我去找医生。除了忧郁之外，我的心脏有问题，胃有问题，肝也有问题。

医生们大刀阔斧地给我治疗。

对于后三种病，他们用药丸和水来给我治疗。主要是用水，内服外用双管齐下。

对于忧郁，他们决定采用四面夹击的方法将它逐走，同时从两翼，从后方，从正面，向它发起攻势一就是说用旅行，海水浴，夏尔科淋浴疗法和在我那样的年龄所不可或缺的娱乐将忧郁逐走。

每年我要去疗养地——雅尔塔、基斯洛沃茨克、索契，或者其他人间福地——休养两次。

我在索契认识了一个人，他忧郁的程度比我要厉害得多。他每年至少要悬梁自尽两次，幸亏都叫别人救了下来。使他痛不欲生的是一种无端的忧郁。

我怀着极度的崇敬同这人交谈。我认为从他身上将可以看到恢弘博大的睿智、满腹经纶的才华和天才那种悲天悯人的微笑。在浮生若梦的尘世天才必定是永生的。

结果这一切连影子都没看到。

这是个愚钝的人，不学无术，没有丝毫教养可言。他一生充其量只读过两本书。除了金钱、酒食和女色之外，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在我面前的是个平庸不过的人，满脑门子下流、愚蠢的欲念。

我甚至不是一下就看穿这一点的。起初我觉得屋子里好像烟雾腾腾，或者是气压计的水银柱下降了——预示要下大雷雨。我同他交谈时只觉得浑身不自在。后来我弄清楚了，这人是个蠢蛋。一个至多只能与之交谈三句话的木头橛子。

我的哲学体系出现了裂缝。我明白了，毛病不单单出在高级意识上。那么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

　我只得老老实实地听命于医生。

　 两年内我吞下了足有半吨重的药粉和药丸。

我乖乖地喝下各种各样讨厌的药剂，闹得我翻肠倒胃地想吐。

我听任他们给我扎针，透视，泡在浴缸里。

然而治疗没有见效。相反，在这种治疗下，没过多久，我走在街上，熟人就认不出我来了。我瘦得脱了形，成了一副骷髅，只是外边包了一张皮。我没有一刻不畏寒。两手索索发抖。我的肤色黄得连医生们都吃惊了。他们怀疑我的忧郁型疑病已严重到药石无效的地步。别无他法，只有进医学研究所用催眠术治疗。

好几位医生中，只有一位医生成功地催我入眠了。催眠术见效后，他在我耳边暗示我说，我忧郁、愁闷是毫无道理的，世上的一切都那么美好，没有理由悲伤。

有两天时间我精神抖擞，可两天之后，我的情况反而比过去更糟，而且糟得多。

我几乎足不出户。每当新的一日到来，我就觉得这是个沉重的负担。

日子来了，又匆匆地离去，

我没有计算岁月已流逝几许，

我似乎失去记忆，忘掉了

尘世的沧海桑田和荣辱毁誉……

我两腿虚浮，在街上歪歪倒倒地走着，由于心脏病和肝区疼痛而气喘吁吁。

我不再去疗养地。确切地说，我去了那里，勉强挨过两三天后，就动身回家了，处于比去时更可怖的忧郁之中。

于是我乞灵于书籍。我是个青年作家，总共才二十七岁。理所当然，我应该求助于我的伟大的同行——作家们、音乐家们……我想知道他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忧郁。如果是的，照他们看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为了排遣忧郁采取过什么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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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T后来真的成了乞丐。这是他自作自受。

　　 有一回我在铸造街的拐角上见到他。他没戴帽子站在那里，向所有走过他身边的行人深深地鞠躬。

　　 他仪容伟岸，满头白发的脑袋几乎可以用气宇轩昂来形容。他很像耶稣基督。只有目光锐利的人才能从他的仪表上，从他的脸上，看到某种可怕的、丑恶的东西——一张形同面具的丑脸，挂着呆滞的微笑，只有已无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脸相。

　　 我不知为什么，不好意思走到他跟前。可他喊我过去，喊得很响，直呼我的姓。他嘻嘻地笑着，讲给我听一天能讨到多少钱。唉，数目远比一个文学家的稿费要大得多。不，他对于自己落魄到这般田地并不怨天尤人。人活在世上，怎么打发日子还不都一样，总归有一天要两脚一踹，断气了事的！

　　 我把我口袋里所有的钱几乎通通掏给了他。为此他竟然吻我的手。

　　 我指责他为什么要这样自暴自弃，受这样的屈辱。

　　 诗人冷冷地笑了笑。屈辱？没有东西下肚才叫屈辱。未尽天年就一命呜呼才叫屈辱。其他一切压根儿谈不上屈辱。其他一切都是同现在所过的生活一致的，而现在的生活是过去的生活换来的。

　　 一小时后，我又走过这条街。使我惊讶的是诗人仍站在街角上，不停地鞠躬行乞。

　　 这么说，尽管我给了他一大笔钱，可他甚至都没离开过他行乞的地方一步。我至今不理解——他为什么不离开。他为什么不立即奔进啤酒馆，奔进饭馆或者回家？不，他仍站在原地不断鞠躬。可能，这并不使他感到难受，也许反使他觉得有趣。或者诗人用早餐的时候还没到，他还要在街上做一会儿户外活动？

　　 我再次遇到T已经是在一年之后了。他已经不像人样。衣衫破烂，浑身邋遢，喝得醉醺醺的。像乱麻似的白发戳出在帽子外边。胸前挂着一块小牌子，上边写着：“请施舍几个钱给当年的诗人。”

　　 T抓住行人的手，粗声粗气地詈骂着，硬向人家讨钱。

　　 他以后的命运如何，我就一无所知了。

　　 这位诗人的形象，乞...

大学生米什卡上吊死了。他留下了一封绝命书：“不要归罪于任何人。我的死因是——失恋。”

我同米什卡略有交往。这人笨手笨脚，头发蓬乱，胡子拉碴。头脑也不怎么聪明。

可同学们对他都很好。他是个随和的、乐于交友的人。

为了悼念他死于非命，大伙儿决定去喝一通酒，给他安灵。

我们在小马路的一家啤酒馆里聚会。

首先我们唱了《似水年华》这支歌。然后我们开始缅怀我们这位同学的往事。可谁也想不起他生前有什么不同凡响的地方。

这时有人追述米什卡在学生食堂内狼吞虎咽地一连吃掉好几份早餐的事儿。听得大伙儿都笑了。于是纷纷回忆米什卡生前各种各样鸡零狗碎的趣事。大伙儿笑得前俯后仰。

有个大学生一边笑得喘不过气来，一边讲道：

“有一回我们准备去参加舞会，我去叫米什卡。他手稀脏，又不想洗，急中生智，把十根手指伸进香粉盒去蘸层粉。本来他指甲缝里全是漆黑的污垢，这下污垢变成白颜色的了。”

哄堂大笑。

有个人说道：

“他怎么会失恋的，这下清楚了。”

笑了一阵后，又开始唱《似水年华》。有一个大学生，每当唱到“一旦死去，埋入黄泉，好似从未来过人间”这句歌词，便站起来，用手起劲地指挥着。

后来我们又唱了《我们要欢乐》、《晚钟》和《铃儿响叮当》。

别墅的阳台前有个繁花似锦的花坛。花坛上有个托架，承托着一个黄色的玻璃球。

一辆大车把阵亡的人运来，就堆放在这座花坛旁边的草地上。

他们被摞成一垛垛的，跟劈柴一样。

他们肤色蜡黄，一动也不动，活像蜡人。

近卫兵们把玻璃球从托架上拿下来，挖掘阵亡将士合葬墓。

团长和参谋们站在台阶上。团部的神父来了。

四周一片寂静。从很远的什么地方传过来炮击声。

士兵用毛巾吊住一具具死尸，放进圹穴。

神父绕墓穴走着，一面念着追饯亡灵的经文。我们行举手礼。

大伙儿用脚把墓踩实。竖起了一个十字架墓碑。

不料又有一辆大车运来了一车尸体。

团长说道：

“先生们，这是怎么搞的。应当一起运来嘛。”

押车的上士报告说：

“大人，没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尸体都找到。这些是在最左边的洼地里搜索到的。”

“那可怎么办？”团长问。

“报告大人，”上士说，“把他们先搁着吧。明儿说不定还会有死人。等明儿把他们一起埋掉得了。”

团长同意了。把阵亡的人搬进了板棚。

我们去吃午饭。

我记起了一位诗人——A.T。

　　 他不幸寿命过长，远远超过了该活的年纪。我与他分手还是在革命之前的1912年。我再见到他时已经是十年之后了。

　　 我发现他发生了骇人的变化。我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高贵的气度消失了。高雅的辞藻忘却了。高傲的思想丧失殆尽。

　　 在我面前的是个比其他动物更加可怕的动物，因为它还扛着诗人的职业习惯。

　　 我是在街上碰见他的。我记得过去他嘴角常常掠过一丝微笑，一种隐含讥嘲的谜一般的微笑。而现在龇牙咧嘴的贪婪的狞笑取代了那种微笑。

　　 这位诗人以一种急遽的动作从他破旧的公文包里掏出了一本刚刚印就的薄薄的袖珍诗集。诗人在诗集上题了款，彬彬有礼地朝我鞠了个躬，把诗集送给了我。

　　 我的天哪，这本诗集里都写了些什么呀！

　　 而过去这位诗人曾写出过这样的诗句：

　　 宛若处子在背叛的痛苦时刻，

　　 花儿流露出凄楚哀伤的神色。

　　 露珠从花朵苍白的粉腮上滴落，

　　 好似柔肠寸断的泪水一般清澈。

　　 可现在，十年之后，同样的那只手却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隆起的裙子，鲜红的嘴唇，

　　 疯狂地叮咚作响的钢琴，

　　 可爱的婊子，

　　 我什么都舍得，为了你们。

　　 各自出卖各自的东西，

　　 这是天公地道的交易，

　　 婊子出卖曲线优美的肉体，

　　 我出卖——灵魂和才气。

　　 这本诗集是作者所在的出版社出版的（1922年），其中的每首诗都不寻常，首先是有才气的，同时又十分可怕，读时令人不寒而栗。

　　 诗集中有一首诗，题为《乞食》。诗中说道：

　　 我的命运，行行好，

　　 赐我甜食、美食，让我把肚子填饱，

　　 只要施舍给我吃食，

　　 叫我干再下流的事，我也决不害臊。

　　 我把心中洁净的东西弄个稀脏，

　　 我把思想的羽翼剪得精光，

　　 我偷，我抢，

　　 我还伸长舌...

可我宁愿看到贫富悬殊，也不愿看到我们现在天天看到的这些个虽然公正，却灰不溜秋、枯燥乏味的景象。新世界是个粗鲁的世界，庄稼汉的世界。其中没有我们可习以为常的那种雍容华贵。没有那种使我们的视觉、听觉、想象力为之喜悦的美。这就是我们何以痛苦、何以抱憾的原因所在。

我们奔进屋里，关上了门。

我跑到窗口，把窗钩挂好。

我们隔着窗子，望着场院……

房东的女儿卡佳在场院内走着。

我们敲着玻璃窗，对着她喊道：

“卡佳，傻丫头，赶快回屋去！赶快躲起来！街上有条疯狗！”

卡佳没有回屋去，却走到我们窗前，若无其事地同我们攀谈起来。

“你们在哪儿看见这条狗的？”她问。“说不定不是疯狗。”

我生起卡佳的气来，冲着她喊道：

“这条狗已经咬了两个人，要是咬了你，可不能怨我们。我们可向你通风报信过了。”

卡佳慢吞吞地朝她家走去。

疯狗跑进了我们的场院。这是一条黑狗，样子十分可怕。尾巴耷拉着，嘴张开着，唾沫像线一样从嘴里挂下来。

卡佳抓起耙子，冲着狗舞将起来。狗逃到一边去了。卡佳哈哈大笑。

这简直难以置信。疯狗竟害怕卡佳。我原以为疯狗是什么都不怕的。见谁咬谁。

就在这时，好些人拿着棍棒，涌进了场院。他们要把这条狗打死。可狗逃走了。人们奔上去追它。一边追一边高喊：“抓住它！抓住它！”

我们的胆子壮了，打开了窗户，后来又走到果园里。

不消说，在果园里是不安全的。狗可能跑回来。谁知道狗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要是坐在门廊上就不要紧了。一见情况不妙便可逃进屋去。

幸好疯狗没回来。人们在隔壁场院内把它打死了。

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同契诃夫齐名的，“讽刺幽默大师”左琴科*经典的作品，这是一部给作者带来屈辱，却给读者带去幸福的“奇书”。

　　一部异端经典，被前苏联政府查封十余年，作者在屈辱中去世，尘封半世纪之久的灵魂的呼唤。

书摘插图

媒体评论

在您的作品中，我首次见到幽默与抒情笔调运用得如此和谐，这是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

　　　 ——苏联著名作家　高尔基

在我们讽刺文学不景气时，左琴科是位技巧娴熟的、为驰名的大作家。

　　　 ——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

为什么您的名字人人都

书籍介绍

作者运用巴浦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对自己从青春期起就身患抑郁症进行了精神分析，探讨了和自己同病相怜的肖邦、果戈理、福楼拜等世界名人的心理痼疾，并用生动有趣的纪实小说笔法，对人的理性如何战胜死亡、痛苦和衰老等崇高命题进行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