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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人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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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诗学基本上是关于阅读的理论，所以，各个流派的批评家，凡是试图明确说明自己所作所为的批评家，都对它作出了某种贡献，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贡献甚至比结构主义者们更大。而结构主义所提供的，仅在于将批评角度颠倒，以及一个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内，其他批评家的成果被组织起来加以运用。结构主义把制定文学能力理论的任务放在首位，把批评阐释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就利用别人所认为的关于各种文学文本的事实，重新制定出文学的程式和阅读活动的作用。譬如，我们不说文学文本都是虚构的，而是把它作为文学阐释的一种程式，然后说把某一文本当作文学来阅读就是当作虚构文字来阅读。这种颠倒，乍一看似乎无足轻重，然而，重申诗歌话语或小说话语是阅读程序的命题，由于种种原因，却是至关重要的重新定向，其中产生了使批评重新活跃起来的结构主义诗学。

索绪尔对此说得更加明确：“在语言中只有无肯定项的差异”。（注1：《教程》，第166页。）语言单元不是肯定的实体，而只是一连串差异的交点，宛若数学上的点，其本身不具有内容，而只是被与其他点的关系所界定的一样。

这样，在索绪尔看来，一个语言单元的两次重复的同一性（相同音素或词素的两次重复）不是一种实质上的同一性，而只是形式上的同一性。这是他提出的最为重要、而且影响最大的一条原则，当然也最难被人们掌握。……虽然，我们除了按照它的（指8:25客车）实际表征以外无法想象这列客车，然而，它作为一种社会的和心理的事实的同一性，却是不以那些表征为转移的。同样，试看从书面语言系统中举出的例子。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书写t这个字母，只要它的辨认价值保持就行。这里并没有什么肯定的实质可以界定它；主要的条件只不过使它能与容易混淆的一些字母区别开来，例如l,f,b,i,k。

相互关系上的同一性的概念，对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符号学的或结构的分析至关重要，因为如果要制定这个系统中的各种规则，我们必须将规则赖以发挥作用的各个单元裁齐划一，这样就必须发现什么时候两个对象或行为能够看作同一单元的重复表现。这一点至关重要，还因为它体现了与历史同一性或演变同一性概念的决裂。……从语言角度看，我们也许应该同意索绪尔所说，在架构深层系统时，有意义的关系只是当一个系统在一个特定时刻发挥作用、而且在这个系统中具有功能性的那些关系。具体的单元与其历史存在之间的关系毫不相干，因为它们并不能将这些单元界定为这个系统的构成成分。

雅各布森的误解颇能给人以启迪，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一个错误的假设是如何破坏了他的理论的应用。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自己的解释，这说明他相信这一解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语言学分析的结果。如果认为语言学提供了发现诗学格局的方法，我们就会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上，看不到语法格局在诗歌文本中真正发挥的作用，其理由很简单，正因为诗必须作为诗来读，因此，诗包括除语法结构之外的其他结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为语法结构带来语言学家完全不曾料想的功能。只有从一首诗的具体效果出发，考察语法结构如何有助于解释这些效果，我们才能避免把语法分析作为阐释方法而造成的错误。……雅各布森提请人们注意各式各样的语法成分及其潜在功能，这对文学研究是一个贡献，但是，由于他相信语言学为诗学格局的发现提供了一种自动程序，由于他未能认识到语言学的中心任务是解释诗学结构如何产生于多种多样的语言潜在结构，他的分析实践是失败的。

如果拉辛的悲剧是一个系统，那么分析这一系统就必须首先确定哪些是功能性的对立，为此就必须把握系统的“中心”，它是决定取舍的原则。巴尔特似乎认定悲剧的本身就是中心，并进而发问哪些是产生悲剧的对立或关系。他发现它们有三个——权威的关系，竞争对手的关系和爱情关系，然后就开始确定这些关系的各种组合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说出一句判断性的话也是完成一个行动，说谎并无任何特殊之处。如果我向某人兜售一辆汽车，我告诉他汽车的传动器是新的，此刻，我的行为是一个劝说行为（说话是为了行动），与陈述的真假无关，我用这一点来说服对方的事实本身根本不能保证我所说的是真是假。根据J.L.奥斯丁的定义，行为性言语应该是陈述本身履行了所指示的行为：例如在“我保证付给你十镑”这句话中，保证行为就是说话行为本身。谎言并非这一意义上的行为性言语：它们恰好只是虚假的陈述。它们虽然在文本中具有特殊的作用，然而，作为语言学的论点却给弄混淆了。（p168）

对于语言的兴趣，再加抽象化的嗜好，就能归纳出这一类条条框框，作为对所论作品的主题阐释。但是，这些结论和阐释却与作为类比或借鉴参照的语言学模式全然无缘。与前文引述的例证不同，语言学在此并没有为文学作品的阐释提供具体的方法。也许它提供了一个总的注意方向，或者建议批评家应该寻找相互对应、并能组织成一个系统、产生文本的段落或形式的差异和对立，或者则提出一套用以表达阐述的概念。这两种情况均有失误的可能。在后一种情况下，语言学的声望也许会使批评家以为，只要把语言学的标签往文本的各个方面一贴，就一定收效，可是，毫无疑问，这些标签术语无论类比着用还是孤立地用，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地位，未必就比批评家引进或创造的其他术语更能说明问题。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即使我们承认，任何有助于批评家扩大他所能认识到的关系范畴的因素，都具有表面自圆其说的价值，然而，形式结构的发现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且，倘若要使这一过程产生实际效果，它就必须建立在文学文本究竟如何才能发挥其功能的理论基础之上。一部作品，唯有通过一种具体阐述其功能的理论，才会有自己的结构，而制定这样一种理论，则属于诗学的任务。

我们虽然并不需要假设其他的系统在层次的数量和本质上都与语言对应，然而结构主义的分析的确假设大的单元可能分解为构成成分，直至最终达到呈现出最小的功能性特征的层次。当然，所谓一个层次上的单元可以按其综合能力辨认，而这一能力就是它们的意义的概念，在文学批评中具有一种直觉的确定性，因为在文学批评中，细节的意义就是它在一个更大的格局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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