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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些友谊是颇为奇特的：两个朋友几乎都恨不得把对方吃掉，两个人一辈子就这么活着，可是又没法分开。甚至根本就不能分开：一旦果真闹翻，那个挑起争端并跟对方断绝往来的朋友，将首先抑郁成疾，甚至会一命呜呼。我确实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曾不止一次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离开的时候，突然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握着两个拳头捶打墙壁，这种情况有时还发生在二人推心置腹地互诉衷情之后。

这种情况并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成份，有一次他甚至把墙上的灰泥也敲打下来了。也许有人会问：我怎么会知道如此微妙的细节？但是，倘若我是亲眼看到过这种情景的呢？倘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本人曾不止一次伏在我的肩头号啕痛哭，一面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他俩谈话的全部内容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我真是无话不谈！）但是，在这样号啕痛哭之后的第二天，他几乎总是由于自己的忘恩负义而准备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总是急忙把我叫到他那里去，或者亲自到我这儿来，惟一的目的就是向我郑重宣布，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是“贞洁与温柔之天使，而他则跟她截然相反”。他不但往我这儿跑，还不止一次地在极其娓娓动听的信里向她本人描述这一切，并在签署了自己姓名的全称之后向她坦白，就在譬如说不到一天之前，他曾对一个不相干的人说，她供养他是出于一种虚荣心，她嫉妒他的学识和才能；她恨他，但又惟恐把自己的恨流露出来，因为怕他会离她而去，从而使她在文坛上的美名受到影响；由于这个缘故，他瞧不起自己，并决定一死了之，现在只等她后一句话以便决定一切，等等，等等，反正都是这一类的话。了解了上述情况之后，就不难想象，这个为天真的、年过半百的黄口孺子，一旦神经病发作，有时竟会达到何等歇斯底里的程度！有一次，我亲自阅读了他写的一封这样的信件，那是在他们之间的一次争吵之后，这次争吵起因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却越吵越厉害。我大吃一惊，恳求他不要把信寄出。

“不成……这样做比较诚实……这是我的职责……假如我不向她坦白一切，一切，我就活不下去了！”他就像热病发作似的答道，还是把信寄出了。

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却永远不会寄出这样的信件，这也是他们二人的不同之处。的确，他非常喜欢写信，哪怕跟她住在一幢房子里，他也要给她写信，而当他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一天还要写两封呢。我确实知道，她总是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信件，哪怕一天收到两封也罢，读罢还在信上注明日期，然后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专门的小匣子里；此外，她还把这些信珍藏在自己心里。在这之后，她让自己的朋友等她的回信等上一整天，等到再见到他的时候却丝毫不动声色，仿佛头一天根本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她就这样一点点地把他训练出来了，连他自己也不敢再提头一天的事了，而只是看一会儿她的眼睛。但是她却什么都没有忘记，而他有时则忘得太快，在她安详的神态的鼓舞下，倘有朋友前来，他往往当天就会喜笑颜开，像淘气的小学生那样争着去喝香槟酒。在这种时刻，她想必是恶狠狠地盯着他，而他却什么都没有察觉！直到过了一周、一个月，甚至过了半年，他在某一特殊时刻偶然回忆起这种信件中的某个词句，而后又回忆起整个信件以及写信前后的种种情景，他会蓦地羞愧得无地自容，而且往往难过得使他的胃痉挛再次发作。这种特殊的、类似急性胃炎的疾病的突然发作，在某种情况下往往是他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的结果，而且还是他体质上的一种有趣的特征。

的确，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肯定是常常恨他；但是在她身上只有一点是他直到后也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末了他居然变成了她的儿子，她的创造物，甚至可以说是她的发明物；他成了她的亲骨肉，她收留他、赡养他，绝不仅仅出于“嫉妒他的才能”。这种看法未免太冤枉她了！她心里隐藏着对他的一种难以忍受的爱，这种爱混杂在不断的憎恨、嫉妒和蔑视中间。她保护他，使他纤尘不染，她照料他二十二年，倘若有什么事涉及他作为诗人、学者和名流的声誉，她就会忧心忡忡，一连几夜都睡不着觉。她发明了他，而且自己首先相信了自己的发明物。他仿佛是她的一种幻想……但是她为此而要求于他的确实很多，有时甚至要求他奴颜婢膝、俯首帖耳。她爱记仇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想顺便谈谈两件趣事。

四

有一天，那还是在关于解放农奴的消息刚刚传开，整个俄国突然欢天喜地，并准备彻底复兴的时候，有一位彼得堡的男爵路过我们那里，顺便拜访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这位男爵同高级人士过从甚密，而且非常接近改革大业。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极为重视这种访问，因为自从她的丈夫去世以后，她同上流社会的联系便日渐削弱，后便完全中断了。男爵在她那儿坐了个把钟头，喝了点茶。没有任何外人在场，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却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请来，并把他展出了。男爵早先就听到过有关他的什么事情，或许他是装出一副听到过的样子，但在喝茶的时候却很少跟他攀谈。毫无疑问，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不会给自己抹黑的，何况他的风度也极为优雅。虽说他的出身似乎并不怎么高贵，但是却有这么一个情况：他从小就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个贵族之家去抚养，结果相当不错；他的法语说得跟巴黎人一般流利。这样一来，男爵眼就应该看得出来，虽说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蛰居外省，但她却物色了一些多么杰出的人物围绕在自己身边。然而情况却并不如此。当男爵断然证实，当时刚刚传播开来的有关伟大改革的批流言*可靠的时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乌拉！”甚至还做了一个手势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他喊的声音不高，甚至还相当优雅；说不定他的喜悦也是早有准备的，而手势则是在喝茶之前的半小时对着镜子精心排练的；但是，他那时大概出了点什么纰漏，因此男爵只是淡然一笑，虽说他立刻就非常客气地谈起这一伟大事件如何使俄国人的心普遍地，而且理所当然地深受感动。不久他便告辞了，临行时也没有忘记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伸出两根手指。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回到客厅，起初沉默了两三分钟，仿佛在桌上寻找什么东西；但她霍地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掉转身来，面色苍白，目光炯炯，傲慢地低声说道：

“我永远忘不了您干的这件事！”

翌日，她遇到自己朋友的时候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她永远不再提及发生过的事。但是十三年以后，在一个悲惨的时刻，她提起了往事，并责备了他，而且她的脸色也同十三年前她次责备他时一样苍白。她一辈子只对他说过两次“我永远忘不了您干的这件事！”接待男爵的那次已经是第二次了；然而次也是那么独特，而且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命运似乎还发生过重大影响，因此，我决定把此事也作一番交代。

部

章代序：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

斯基生平的若干琐事

第二章亨利亲王。提亲

第三章别人的罪孽

第四章一个跛女人

第五章一条绝顶聪明的毒蛇

第二部

章夜

第二章夜（续）

第三章决斗

第四章人人都在期待

第五章节日之前

第六章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忙碌不堪

第七章在我们的人那儿

第八章伊凡王子

第九章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被抄家

第十章海盗。不祥的早晨

第三部

章节日。部分

第二章节日的结束

第三章一桩风流韵事的结局

第四章后的决定

第五章一个女旅客

第六章忙碌不堪的一夜

第七章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后一次出游

第八章结局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文学创作思想极为复杂的作家。擅长心理描写，细腻而深刻地揭示人的精神上的病态情绪。二十世纪以来，他在全世界始终保持众多的读者和广泛影响。代表作有《罪与罚》、《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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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清楚了，为什么有财产的俄国人纷纷出国，而且出国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这无非是一种本能。假如一艘轮船即将沉没，那么头一个逃离轮船的必定是那些老鼠。神圣的俄罗斯是一个既死板又贫穷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国家，这国家的上层都是些爱虚荣的乞丐，而大多数人却住在鸡腿小屋里。它对任何出路都会感到高兴，只要有人向它指明。只有政府还想抵抗，但是它在黑暗中挥舞大棒，结果打的却是自己人。在这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和在劫难逃的。现在的俄国是没有前途的。（第五节）

依我之见，以及愚见所及，俄国革命思想的整个实质就在于否定人格。它能这样大胆，这样无所畏惧地说出来，我感到很高兴。不，在欧洲还没有人能懂得这点，可是在我国人们却对此十分赞赏。俄国人认为，人格云云，不过是多余的累赘。而且在他们的整个历史上它始终是一种累赘。使俄国人最为神往的是有权公开‘不要人格’460。我是老一代的人了，不瞒您说，我还是赞成要人格的，但是这也不过是习惯使然。我还是喜欢老一套，就算因为我胆小吧；不管怎么说，还得凑合着了此余生。

他们会给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所制服，一下子受其支配，有时甚至给支配一辈子。他们永远没有能力驾驭它，但却狂热的信仰它，于是他们一生仿佛就在这块落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压成两半的巨石下作垂死挣扎。

你感觉到思想？这很好。有很多思想，它们永远存在，但它们会突然变成新的，有许多东西我现在就好像第一次看到似的。

生活是一回事，那又是另一回事。生活是实在的，而死亡是完全存在的。

当整个人达到幸福时，就不再有时间，因为不需要了。时间不是事物，而是理念。会在头脑中熄灭。

人之所以不幸，就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就因为这个缘故。这就是一切，一切！谁知道了这个道理，立即就会成为幸福的人。如果这位婆婆死了，小女孩还会留下来。

他们坏，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好。当他们知道的时候，就不会强奸小女孩。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好，大家马上就会变好，无一例外。

社会上喧嚣一片，流言风起；轻率的社交界蔑视被打耳光的人；而他蔑视社会舆论，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达到真正的道德观念的高度，却对这些观念妄加评论。

“我必须表明我不信神，”基里洛夫在室内踱来踱去，“对我来说，最崇高的思想莫过于没有上帝。人类的历史可以为我作证。人毫无作为，却发明了一个上帝，为的是活下去，不自杀；这就是迄今为止的全部世界史。在世界史上，我是第一个不愿意发明上帝的。让他们永远记住这一点吧。”

……

“你听听这么一个伟大的思想：世上曾有这么一天，在人世中央树起了三个十字架。十字架上的一个人信仰上帝极为虔诚，于是便对另一个人说：‘今天你将和我同进天堂。’这一天过去了，两人都死了、走了，可是他们既没有找到天堂，也没能复活。那人说的话没有应验。你听着：这个人是整个世界上最崇高的人，世界就是为他而存在的。若是没有这个人，整个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一切，就不过是一片疯狂。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这样的人都是没有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即使出现奇迹也不会有。古往今来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倘若是这样，倘若自然的法则对这个人都不怜惜，甚至对自己的奇迹都不怜惜，而是逼着他也生活在谎言之中并为谎言而死，那末整个地球也就成了一派谎言，而且是靠谎言和愚弄而存在的了。那样一来，地球的法则本身也就成了谎言和魔鬼的轻松喜剧了。这样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倘若你是人，你就回答吧。”

……

"对于所有人来说，唯一的生路就是向他们证明这个思想。谁去证明呢？我！我不明白，何以到目前为止，一个无神论者虽然明知没有上帝，却又不立刻自杀？认识到了没有上帝，但又未能在同一瞬间认识到自己已变成上帝，这是荒唐的，否则你一定会自杀。倘若你意识到你是沙皇，那你是不会自杀的，而是要享尽一切富贵荣华。但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那个人却非自杀不可，否则让谁来开头，谁来证明呢？所以我非自杀不可，为的是开个头并证明这一点。目前我还只是迫不得已地当了上帝，我是不幸的，因为我必须表达自己的意志。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大家全都害怕表达自己的意志。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大家...

“您还那样想吗？”斯塔夫罗金沉默片刻后略带拘谨地问道。

“依然故我。”基里洛夫简短地答道，他从问话的口气立刻猜到他问的是什么，接着便开始把桌上的武器收拾起来。

“什么时候动手呢？”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沉默片刻后更加谨慎地问道。

这时候基里洛夫已经把两只匣子放进了皮箱，坐到原来的位置。

“您知道，这不是由我决定的；得听吆喝。”他嘀咕道，仿佛对这问题感到有点苦恼似的，但是与此同时又分明很乐意回答所有其他问题。他用自己的无精打采的黑眼睛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斯塔夫罗金，神态平静，但又充满好意与和蔼可亲之感。

“我当然懂得什么叫开枪自杀，”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在经过长达三分钟的沉思默想之后，微微皱起了眉头，又开口道，“我有时候也想到过自杀，但这时总会出现一种新的想法：如果做了什么坏事，或者主要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就是丢人现眼的事，不过这事十分卑鄙，而且……可笑，那就会遗臭万年，千秋万代遭人唾骂，这时我就蓦地想到：‘对准太阳穴来它一下，就什么事也没有了。’那时候管它呢，让人们去议论好了，让他们千秋万代地去唾骂好了，不是吗？”

“您把这称之为新想法？”基里洛夫想了想说道。

“我……不是称之为……有一回我想到这事，当时感到这是一种完全新的想法。”

“‘感到这想法’？”基里洛夫重复道，“这很好嘛。许多想法是常有的，也有许多想法会突然变成新的。这没错。现在有许多东西我好像是头一回看见。”

“我们姑且假定您从前生活在月亮上，”斯塔夫罗金打断他的话道，他并没有听基里洛夫说话，而是继续说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您在月亮上干尽了可笑的坏事……您在我们这里大概也知道月亮上的人一定会嘲笑您，并且唾骂您，您的名字将会遗臭万年，并且全月球的人都知道。但是现在您在这里，您从地球上眺望月亮：您在这里压根儿就不用管您在月球上干了些什么，压根儿就不用管那里的人会不会千秋万代地唾骂您，不是吗？”

“不知道，”基里...

思想是伟大的，但是信奉这思想的人不见得都伟大。

编辑推荐

　　《群魔》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阴郁的一部小说，由于影射了当时进步的革命阵营，也被认为是他*反动的作品。小说取材于俄国史上一桩真实的杀人案，塑造了一群失去人类道德水准的恶魔形象。主人公斯塔罗夫金出身贵族，但性格冷酷，生活荒淫无度，无恶不作，常以折磨人为乐。他始终想摆脱这种病态的精神空虚，甚至曾向长老忏悔，但终无结果，*后自缢身亡。韦尔霍夫斯基是另一个魔鬼形象，他借革命发迹，是一个典型的厚颜无耻的阴谋家、政治骗子。这一形象鲜活地体现了俄国政客善于钻营的特点。

前言

　　译后记

　　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度过了将近十年之久的流放生涯，这使他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四十年代的这位反对专制农奴制的热血青年，在五十年代末回到彼得堡后，逐渐站到与当时的俄国革命阵营相对立的立场上去了。从维护宗法社会和东正教观念出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废除农奴制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感到憎恶与恐惧，但他并不相信当时已经兴起的解放运动能使俄国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他认为，解放运动是一种非俄国所固有的、人为地从西欧搬去的东西，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新社会制度的想法，同笃信宗教、天性温顺的俄国人民是格格不入的。为了对抗这种革命思潮，他鼓吹俄罗斯民族应该走一条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认为倘若贵族阶级能接受人民的道德观念与宗教思想，这两种对立的势力就能和睦相处，从而使俄国社会得到改造。

　　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开始攻击俄国革命，他在构思《罪与罚》和《白痴》的时候就曾经想跟革命民主主义者论战。然而贯串在这两部小说中的却仍是作家对“穷人”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的深挚同情，以及对黑暗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愤怒控诉。直到写作《群魔》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完全撇开了这个强有力的主题，把在思想上和道德上攻击革命阵营和革命运动奉为自己的主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反动的一面，在《群魔》中得到相当充分的暴露。

　　《群魔》取材于一八六九年莫斯科发生的“涅恰耶夫案件”。

　　涅恰耶夫（1847—1882）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一八六九年春彼得堡的学生运动。他跑到国外后，在日内瓦与巴枯宁接近，并学会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一八六九年九月，涅恰耶夫携带建立反政府的秘密组织的计划来到莫斯科，还随身带着由巴枯宁署名的“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的委托书。涅恰耶夫建立了一系列秘密小组（“五人小组”），它们构成了所谓的“人民惩治会”。参加小组的主要是彼特罗夫农学院学生。

　　不久，“人民惩治会”会员伊万诺夫表示拒绝服从涅恰耶夫，并宣称他想退出秘密团体。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旧历），涅恰耶夫用恶意煽动、欺骗和恐吓的办法，迫使“人民惩治会”的一群会员在莫斯科附近暗杀了伊万诺夫，借口是后者有可能向当局出卖秘密组织。警察不久便在彼特罗夫农学院校园的池塘里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接着是逮捕和搜查，结果“人民惩治会”被彻底摧毁，其会员几乎全部被押上了被告席，涅恰耶夫逃往国外。

　　从一八七○年一月份起，俄国和德国的报刊大量报道伊万诺夫被暗杀和“人民惩治会”的破获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正住在德国的德累斯顿，看到这些消息，便开始构思《群魔》。在这部反对革命运动、反对俄国社会的整个进步阵营的政治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绝非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固有的种种无政府主义特点强加在他们身上，向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乃至屠格涅夫、格拉诺夫斯基等许多人，射出了一支支毒箭。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是小说中阴沉也神秘的一个人物，一个心目中没有任何道德准则的、荒淫无度的贵族少爷，他完全脱离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蔑视全人类，甚至借折磨他人取乐。他的行为往往是病态的、野蛮的、不可理喻的恶作剧。他始终想摆脱精神上的空虚，然而却永远面对着这种空虚，后只有自杀。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这个形象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毕竟反映了客观的现实。斯塔夫罗金是俄国社会转折时期腐朽、堕落的特权阶级的代表，只是他身上多了一层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而已。

　　韦尔霍文斯基父子，也是这部作品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一个是“虚无主义者”的代表（儿子彼得），另一个是自由派西欧主义者的代表（父亲斯捷潘）。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是涅恰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通过他塑造的这个“革命家”的典型来诽谤和否定革命运动。然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个昧尽天良、恬不知耻的阴谋家、自私自利的恶魔，同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的革命者却毫无共同之处。倘若把那些“恶魔”的特点和一些漫画式的夸张撇在一边，那么这个写得十分出色的“借革命而发迹的”政治骗子的形象，倒鲜明地体现了许多资产阶级政客、飞黄腾达的钻营家的特点。涅恰耶夫分子所采取的挑拨离间、恐吓讹诈、纵火暗杀等等阴谋伎俩和恐怖手段，也是与解放运动的本质和崇高目标根本对立的。早在涅恰耶夫组织无政府主义的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的时候，他的策略便遭到了许多俄国革命者的坚决回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涅恰耶夫时，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472页）

　　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是俄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格拉诺夫斯基，他曾给予俄国文化的发展，及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一代以十分有益的影响。然而在《群魔》中，格拉诺夫斯基的这些功绩却被漫画化了，他的光辉的学术与教学活动，被歪曲成没有多大价值而且是荒唐可笑的，他的西欧主义被描写成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的鄙视，他的某些个人特性和微不足道的弱点，在小说中被夸大到了离奇的程度。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构思，格拉诺夫斯基的被丑化了的面貌，显然应该是一种广泛的典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那些普通的、一般的理想主义者兼西欧主义者的写照。在小说中，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是“群魔”之一（彼得）的父亲，又是另一个恶魔（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培育者，这并不是偶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六七十年代俄国的“虚无主义”，尤其是涅恰耶夫主义，正是滥觞于四十年代反对俄国的国粹、力求学习西欧的自由主义。

　　七十年代俄国的进步报刊在对《群魔》采取否定态度的同时，却把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形象视作例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一形象体现了四十年代自由派西欧主义者的许多特点。例如《圣彼得堡新闻》曾在一篇专论中写道：“就描绘的艺术生动性、鲜明性和真实性而论，就艺术分析的深度而论，韦尔霍文斯基这个典型接近于我国秀的作家们所塑造的那些典型……站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一个栩栩如生的典型，就艺术的真实性而论，与奥涅金、别尔托夫、奥勃洛摩夫这些典型相去无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是通过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四十年代“多余的人”的许多弱点，但他是从反动的立场来谴责“多余的人”的——谴责他们脱离俄国乡土，谴责他们对旧的生活方式持批判态度。五十至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批评界和文艺界则与此相反，他们谴责“多余的人”对宗法社会的批判还不够充分、不够有效，逃避同专制农奴制的积极斗争。

　　沙托夫的原型是涅恰耶夫案件中的受害者伊万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赋予了沙托夫以一个悔过的“虚无主义者”的种种特点，尽管从一八七一年对“人民惩治会”的审讯材料中可以看出，伊万诺夫根本没有背叛自己的信念。在小说中，沙托夫被颂扬为崇高的基督教思想的体现者，似乎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都远远胜过“虚无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通过沙托夫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还企图通过这个形象表现俄国年轻一代的左右摇摆和变化无常。

　　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构思，“跛女人”玛丽娅·列比亚德金娜和无神论者基里洛夫，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印证神秘的宗教观念。作家让列比亚德金娜高踞于其他人物之上，正是由于她与斯塔夫罗金和沙托夫不同，生来就怀着热烈的、不假思索的、发自内心的宗教信仰。通过基里洛夫的形象，作家企图证明无神论固有的特点是“毫无生气”，“与活生生的生活不能并存”。基里洛夫否认上帝，认为自己必须“表现出桀骜不驯和一种新的、的自由”，并得出结论：只有完全心甘情愿地离开人世，才可能使他的充分自由达到“顶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向读者暗示：无神论的逻辑会导致多么惊人的后果。然而基里洛夫的形象却也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内心的矛盾。作家是抱着明显的同情心来描绘基里洛夫的，因而在他那亵渎神明的思想中也流露出作家本人对上帝的怀疑。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打击革命者和自由主义者，同时又竭力揭露和抨击所有那些客观上有助于“动摇基础”的社会政治力量，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政府当局。照作家看来，这是一群尸位素餐、目光短浅、不能有效镇压“造反”的官僚。陀思妥耶夫斯基企图通过省长冯·列姆布克的形象表明，沙皇的政府官员似乎都看不见自己鼻子底下的革命阴谋，不善于同阴谋家们作斗争。这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另一部分，是贵族的上层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们完全脱离俄国的乡土，很容易接受种种新的“毁灭性”思想的影响，因而仿佛在纵容“虚无主义者”，甚至是在“帮助”他们。在《群魔》第二部第五章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省长夫人领导的那一帮贵族的种种轻佻的娱乐所作的详尽描写，竭力暗示读者，来自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及其喽啰的“虚无主义风尚”，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陷于道德败坏和彻底“瓦解”。

　　然而贵族在《群魔》中之所以被描写得如此可厌，却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容易沾染上虚无主义。即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反动的作品中，也能使人感觉到作家所特有的对于贵族阶级——寄生的特权阶级的批评。在小说的主要人物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形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鞭挞了“虚无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同时也鞭挞了贵族少爷。贵族阶级的许多无关重要的人物，其中也包括那些并未沾染上“恶魔习气”的人物（如来自彼得堡的年轻公爵、妄自尊大的将军、前省长等），都是用荒诞可笑的色调描绘出来的。当然，这丝毫也没有减弱《群魔》的反动本质。

　　《群魔》初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在《俄国导报》上连载，一八七三年出版了单行本。

　　七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批评界对《群魔》持否定态度。民粹派政论家尼·米海洛夫斯基指出，涅恰耶夫案件对俄国解放运动而言是不典型的，它“在一切方面都完全是一头巨怪，因此它不能成为一部规模较大的长篇小说的题材”，《群魔》的作者忽略了解放运动的共同性质，“却抓住了一桩可悲的、错误的犯罪事件——涅恰耶夫案件”。民粹派思想家彼·特卡乔夫说，《群魔》“暴露出《穷人》的作者创作上的破产：他开始抄写审判记录，把各种事实弄得颠三倒四、错误百出，还天真地认为他好像是在创作艺术作品”。《圣彼得堡新闻》也指出，《群魔》中所描写的东西是不典型的，是缺乏代表性的，并把这部作品称作“由病态的想象创造出来的荒诞不经的东西”。沙皇制度的捍卫者在数十年间一直利用《群魔》同解放运动进行斗争。《群魔》的问世，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反动阵营接近起来。

　　《群魔》的反动倾向，不可避免地使小说在艺术上受到损害。但这部作品依然能使人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才能，感觉到他心理分析和安排情节的技巧。《群魔》的英译者之一戴维·马加沙克写道：“倘若认真地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那未免是荒唐的；但若忽略了他那些才思横溢的篇章，忽略了他那令人惊叹的对人的内心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人的性格中那些对人的思想行为有深刻影响的方面所作的毁灭性批评，那同样是荒唐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周围的私有制社会中种种腐败现象特别敏感，诸如道德沦丧、利己主义、升官思想、欺骗、讹诈、压制人的个性和自由等等，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从客观上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正是这些现象才是小说中各种人物行动的真实基础，虽然那些人物的使命也是扮演大大小小“从革命中产生的魔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下一部长篇小说《少年》中，作家自己表明了，正是这种“恶魔气质”对于资产阶级和贵族社会是多么具有代表性，特别是在这个社会发展到紧要的转折关头的时候。苏联文学研究家叶尔米洛夫曾经写道：“倘把《群魔》和《少年》加以对比，特别能使我们深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故弄玄虚后面实际上总是隐藏着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道德沦丧，对来自金钱势力的那种敌视人的消灭个性差异等等的恐惧。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打击被他看做是政治上的‘虚无主义者’的那些人，但实际上却打击了资产阶级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者、变节者和人类的敌人。”

　　《群魔》虽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反动的作品，但是对于研究这位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却具有重要价值。本书的注释，除少数是译者所加外，其余都是根据俄文本编者所加的注释编写或翻译的。

　　译者

　　一九八一年九月

书籍介绍

《群魔》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最阴郁的一部小说，由于影射了当时进步的革命阵营，也被认为是他最反动的作品。小说取材于俄国史上一桩真实的杀人案，塑造了一群失去人类道德水准的恶魔形象。主人公斯塔罗夫金出身贵族，但性格冷酷，生活荒淫无度，无恶不作，常以折磨人为乐。他始终想摆脱这种病态的精神空虚，甚至曾向长老忏悔，但终无结果，最后自缢身亡。韦尔霍夫斯基是另一个魔鬼形象，他借革命发迹，是一个典型的厚颜无耻的阴谋家、政治骗子。这一形象鲜活地体现了俄国政客善于钻营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