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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的代表作。

秉持将神学启示与哲学分析相结合的思想，面对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焦虑与恐惧，作者在本书中以“勇气”为切入点，区分了三种焦虑，即对命运与死亡的焦虑、对空虚与无意义的焦虑、对罪疚与谴责的焦虑，并提出了克服种种焦虑的*信仰和存在的勇气。这种将神学和哲学分析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观点使得本书成为少有的持续畅销的学术著作，被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列为“世纪之书”。

本书译者在参考大量资料进行精准翻译的同时，还撰写了一万余字译者序，对本书涉及的基本内容、在当下的意义以及关键术语的翻译做了详细介绍，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内容，明确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如何面对当下的空虚与无意义。

第 1 章　存在与勇气

 勇气与坚毅：从柏拉图到托马斯·阿奎那

 勇气与智慧：斯多亚主义者

 勇气与自我肯定：斯宾诺莎

 勇气与生命：尼采

第二章　存在、非存在与焦虑

 焦虑的本体论

 焦虑的类型

 焦虑的历史分期

第三章　病理性焦虑、生命力与勇气

 病理性焦虑的性质

 焦虑、宗教与医学

 生命力与勇气

第四章　勇气与参与

 存在、个体化与参与

 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的集体主义与半集体主义表现

 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的新集体主义表现

 民主恪守主义中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

第五章　勇气与个体化

 现代个人主义的兴起与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

 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的浪漫主义形式与自然主义形式

 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的存在主义形式

 当今的存在主义与绝望的勇气

第六章　勇气与超越

 作为存在勇气源泉的存在之力

 作为通达存在自身之钥匙的存在的勇气

作者简介

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

德裔美籍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20世纪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曾任教于马尔堡大学（1924—1925），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莱比锡大学（1925—1929），法兰克福大学（1929—1933），纽约协和神学院（1933—1955），哈佛大学（1955—1962）与芝加哥大学（1962—1965）。

他主张整合新教神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建立“系统神学”，并力图使用“关联法”将神学思想与哲学、心理学问题关联起来，让人们关注自身存在的问题。代表作有《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1951—1963）、《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1952）、《信仰的动力》（Dynamics of Faith，1957）、《文化神学》（Theology of Culture，1959）、《基督教与世界宗教间之相遇》（Christianity and the Encounter of the World Religions，1963）等。

译者简介

钱雪松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目前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研究领域包括基督教哲学、宗教多样性问题和宗教知识论等。已出版专著《张力中的朝圣者：宗教多样性问题之知识论研究》（2016），发表有多篇学术论文与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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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空虚与无意义的焦虑

非存在威胁的是整体的人，因此它不仅威胁人在本体上的自我肯定，还威胁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肯定。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出现在人创造性地生活于各种意义领域之中的每一时刻。在这一语境中的创造，并不是指天才所表现出的那种源发性的创造力，而是指人自发地生活在具有文化生活内容的行为与反应之中。要具有这种精神上的创造性，一个人无须成为人们所说的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科学家或政治家，但他必须能够充满意义感地参与到这些人的源生性的创造活动中。此参与活动，就其会对他所参与之对象做出哪怕微乎其微的改变而言，乃是创造性的。一位有创造力的诗人或作家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众多的人，而这些人又会自发对之做出回应——在双方的这种相互作用中，语言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变；这就是创造性参与活动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创造性地生活在意义中的每一个人会作为这些意义的参与者而肯定自身。他将自身肯定为创造性地接受与转变实在的存在。他亦因参与精神生活并爱上这精神生活的内容而爱上他自己。他爱它们，因为它们就是他自身的圆满实现，?时也因为它们是通过他本人才现实化的。科学家既热爱他所发现的真理，也热爱发现了真理的自己。对其发现，他为之踌躇满志。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即使他并无甚发现而只是参与其中，他精神上依然会有同样的自我肯定。

这样一种经验假定了我们在严肃看待精神生活，也假定了精神生活乃关乎于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而这又再次假定了，终极实在是在精神生活之中并通过精神生活才得以展现。没有经验到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会受到来自非存在的威胁，非存在将会对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发起两种形式的攻击：空虚和无意义。

我们用“无意义”一词来形容非存在对精神上的自我肯定所构成的威胁，用“空虚”一词来形容其相对威胁。正如死亡与命运的威胁并不等同，这两种威胁也并不等同。不过，正如死亡隐居于命运之迁变无常的幕后一样，在空虚的背景中也隐含着无意义。

对无意义的焦虑乃是对于终极关切之丧失的焦虑，即对于失去那种赋予所有意义以意义的意义的焦虑。由于失去了精神中心，得不到有关生存意义问题的答案（不管这种答案多么富于象征性和多么间接），这种焦虑也就随之生起。

对空虚的焦虑是由非存在对精神生活特定内容所构成的威胁而引发的。一则信念在遭遇外在事件或内心变化过程之际坍塌了：这个人从文化领域的创造性参与活动中被割裂开来，他在他曾经充满激情所肯定的某物上感到挫败，他被驱使着不断改变他全身心投入的对象，逐物而不知返，因为这些对象中的每一个其意义都会消逝，因而其创造性的厄洛斯（eros，欲望之爱）终转变为冷漠或厌恶。一切都尝试过了，无物能让人满足。传统的东西，无论多么出众，多么受人称颂，又曾经多么受人爱戴，今时今日都不再具有那种令人心满意足的力量。而当前的文化更是令人难以满意。一个人心怀焦虑地从所有具体的内容中抽离出来，转向对终极意义的寻求，却只发现：从那精神生活种种特定内容中抹杀掉意义的，正是来自这一精神中心之失落。然而，精神中心是不可能人为产生的，产生它的这种努力只会导致更深层的焦虑。对空虚的焦虑驱使我们直面那无意义之深渊。

空虚与意义丧失是非存在对精神生活所构成的威胁的表现。这一威胁隐含在人的有限性中，并通过人的疏离而现实化。这一威胁可用怀疑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所发挥的创造功能和破坏功能来描述。人之所以能发问，是因为他在参与他所追问的东西之中（in）的同时，还能从中（from）分离开来。在每一次疑问中，都隐含一种怀疑因素，即对无所有的意识（the awareness of not having）。在系统性的追问中，系统怀疑发挥着类似于笛卡尔式怀疑的作用。这种怀疑因素是一切精神生活的条件。对精神生活构成威胁的并不是作为要素的怀疑，而是那种总体性的怀疑。如果无所有的意识吞噬了所拥有的意识，怀疑就不再是方法论上的追问，而会变成生存论上的绝望。在走向这一处境的途中，精神生活力图通过依附于还未被切断联系的肯定因素来尽可能地保持自身，这些肯定之物可能是传统、自律的信念或者情感上所偏爱之物等。而如果不可能取消这一怀疑，一个人就要勇敢地在不舍弃自己信念的同时将这一怀疑接受下来。人要承担起加诸其身的那种误入歧途的风险以及对这一风险的焦虑。人以此方式来避免陷入的处境——直至变得避无可避，则他对真理也就随之完全绝望。

此时人会尝试别的出路：怀疑基于人与实在整体的分离，基于普遍性参与的缺失，基于他的个体自我的孤立无助。因此，他力图打破这一境地，力图将他自身等同于某种超个体之物，以舍弃这种分离和自我关联性。他从向自身追问与回答的自由中逃离，遁入这样一种处境中：他无须提出更多的问题，而对此前那些问题的回答则是通过权威强加给他的。为了免除追问与怀疑的风险，他舍弃了追问与怀疑的权利。他舍弃自我以挽救其精神生活。他“逃避他的自由”（弗洛姆）以逃避对无意义的焦虑。现在，他不再孤独，不再提出实存上的怀疑，不再处于绝望中。通过参与这一行为，他“参与”并肯定了他精神生活的内容。意义得救，自我却牺牲了。既然对怀疑的这一征服是一种牺牲，一种对自我自由的牺牲，那么，它在重新赢获的这种确定性上就会留下一个印记：这是一种类似宗教狂热的自我断定（self-assertiveness）。这种狂热是与精神上对自我的弃舍关联在一起的：狂热精神会极其猛烈地去攻击反对者，那些反对者通过他们的反对展现出了狂热者本人的精神生活中不得不压制的那些因素；因而正是通过这样的攻击，狂热精神表现出它本应克服的焦虑。因为他要在他心中压制它们，他也必须在其他人身上压制它们。他的焦虑迫使他去迫害持异议者。狂热者的软弱在于，他所与之斗争的那些人对他有一种隐秘的支配；而他以及他所属的团体终将屈服于这一软弱。

破坏一种观念与价值体系并使之变得空洞的并不总是个人的怀疑。它还可以是这一事实，即这些观念与价值体系再也不能在表达人类处境与回答人类实存问题的源初力量之中得到理解（基督教教义的种种象征尤其如此）。或者是，因为现时代的现实条件已经与这些精神内容被创造出来时的现实条件极为不同以至需要有新的创造，这些体系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工业革命之前的艺术表达尤其如此）。在这些情况下，精神内容会有一个缓慢的耗损过程，这一过程起初不为人所注意，累积到一定程度则会以突如其来之态势为人所了知，终产生对无意义的焦虑。

尽管本体上与精神上的自我肯定有必要区分开来，但它们不可能截然分开。人的存在包含了他与各种意义的关系。只有根据意义与价值来理解和塑造实在，即他的世界与他自己，他才成为人。即使在原始的人类的种种原始表达中，人的存在依然是精神性的。在“句”蕴含意义的句子中，人类精神生活的一切丰富性已潜在地在场了。因此，对他精神存在的威胁就是对他整体存在的一种威胁。对这一事实明显的体现，就是人宁可舍却自己本体上的实存也不愿意忍受因空虚与无意义而来的绝望。死本能不是本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一种现象。它是对于永不止息也永不满足的力比多所引发之无意义的一种回应行为，弗洛伊德将之等同于人的本质。但它不过是人实存上的自我疏离与精神生活分崩离析后陷入无意义境地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如果本体上的自我肯定被非存在所削弱，精神上的冷漠与空虚就有可能随之而至，由此产生一个本体与精神相互否定的循环。非存在在本体与精神两方面都会构成威胁；如果它威胁到其中一方，它也会威胁到另外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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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勇气》成书于1952年，是一本专论勇气的著作。作者之所以要选择“勇气”来作他的论题，是因为他认为这一概念能够突出地揭示出人类的处境；通过对勇气的深入挖掘，可以把“存在-本身”（being-itself）的结构加以敞开，但这样一种勇气，正如作者所说，已经超出了伦理学的范畴而进入了本体论的领域。

什么是勇气？概言之，就是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这一界定主要是受斯宾诺莎关于勇气看法的影响。何谓“自我肯定”？何以它与“存在”和“非存在”有关？所谓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就是使每一存在物（包括人）成为其所是的那种肯定。如果此努力消失，存在物便不再能保其所是而趋于瓦解。这一努力是从“存在”那里获得支持的，因为“存在”就是使一切存在物存在起来的那种力量。所以，“自我肯定”也就是对“存在”本身的肯定。但这样的自我肯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一种克服威胁的奋斗追求。威胁来自何处？来自“非存在”（not-being）。非存在不是虚无，而是对“存在”的否定，对生命的瓦解。非存在不在别处，它就包含在“存在”本身之内并通过“存在”而显露出来。“存在”是生命，是绵延，是创造；而“非存在”就是包含在生命中的死亡，包含在绵延中的停顿，包含在创造中的毁灭。“存在”不是僵死抽象的同一，而是肯定自身的不断追求，是克服“非存在”的永恒斗争。对“存在”的肯定也是对“非存在”的肯定，对生命的肯定也是对属于生命的死亡的肯定。这样的肯定是一种具有“不顾”（in spite of）性质的肯定。所以说勇气是一种不顾“非存在”威胁的自我肯定，这种肯定亦是对“存在”本身的肯定。

由于“非存在”对“存在”的威胁而造成人的心理状态，叫做焦虑（anxiety）。所谓勇气，也就是承担焦虑的能力。“焦虑”有两种：病理性的和存在性的。病理性焦虑（如神经症性质的焦虑）只是存在性焦虑在特定条件下的一...

《存在的勇气》成书于1952年，是一本专论勇气的著作。作者之所以要选择“勇气”来作他的论题，是因为他认为这一概念能够突出地揭示出人类的处境；通过对勇气的深入挖掘，可以把“存在-本身”（being-itself）的结构加以敞开，但这样一种勇气，正如作者所说，已经超出了伦理学的范畴而进入了本体论的领域。 什么是勇气？概言之，就是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这一界定主要是受斯宾诺莎关于勇气看法的影响。何谓“自我肯定”？何以它与“存在”和“非存在”有关？所谓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就是使每一存在物（包括人）成为其所是的那种肯定。如果此努力消失，存在物便不再能保其所是而趋于瓦解。这一努力是从“存在”那里获得支持的，因为“存在”就是使一切存在物存在起来的那种力量。所以，“自我肯定”也就是对“存在”本身的肯定。但这样的自我肯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一种克服威胁的奋斗追求。威胁来自何处？来自“非存在”（not-being）。非存在不是虚无，而是对“存在”的否定，对生命的瓦解。非存在不在别处，它就包含在“存在”本身之内并通过“存在”而显露出来。“存在”是生命，是绵延，是创造；而“非存在”就是包含在生命中的死亡，包含在绵延中的停顿，包含在创造中的毁灭。“存在”不是僵死抽象的同一，而是肯定自身的不断追求，是克服“非存在”的永恒斗争。对“存在”的肯定也是对“非存在”的肯定，对生命的肯定也是对属于生命的死亡的肯定。这样的肯定是一种具有“不顾”（in spite of）性质的肯定。所以说勇气是一种不顾“非存在”威胁的自我肯定，这种肯定亦是对“存在”本身的肯定。 由于“非存在”对“存在”的威胁而造成人的心理状态，叫做焦虑（anxiety）。所谓勇气，也就是承担焦虑的能力。“焦虑”有两种：病理性的和存在性的。病理性焦虑（如神经症性质的焦虑）只是存在性焦虑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

在晚近的浪漫主义中，人们展示了对于罪过的焦虑的另一面以及克服这种焦虑的手段。人的灵魂中的破坏性趋势被发现了。无论在诗歌创作还是在哲学中，浪漫运动的第二个时期背离了和谐的观念，尽管那些观念从文艺复兴到古典主义和早期浪漫主义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时期在哲学上以谢林和叔本华为代表，文学上以像霍夫曼一类的巨匠为代表。这期间产生了一种表现内心邪恶力量的现实主义（demonic realism），它对存在主义和深层心理学都有重大影响。肯定自我的勇气必须包括那种肯定人自身的邪恶程度的勇气。这就与一般新教徒所信奉的道德顺从主义，甚至与一般的人文主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是放纵的、浪漫的自然主义者则贪婪地接受了这种勇气。这种把对邪恶的焦虑肩负起来而不顾这种焦虑所具有的毁灭和令人绝望的性质的勇气，乃是使对于罪过的焦虑得以克服的形式。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个人的邪恶已被上述发展状态所消除，可以由宇宙的邪恶取而代之；后者则是一个结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责任。敢于把对罪过的焦虑自我担当起来，这种勇气已变成肯定自我之中的有邪恶倾向的勇气。这种勇气之所以可能产生，是因为邪恶并不被人们断然认定是消极的，而是被看作存在所具有的创造力的一部分。邪恶是创造性事物的幽暗不测之地，这是晚期浪漫主义的一个发现；这个发现经过放纵主义和自然主义而走向20世纪的存在主义。用科学的术语把这个发现确认下来，就是所谓的深层心理学。

Here again it is remarkable that among the emperors it was not the willful tyrants of the Nero type or the fanatical reactionaries of the Julian type that were a serious danger to Christianity but the righteous Stoics of the type of Marcus Aureliu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Stoic has a social and personal courage which is a real alternative to Christian courage.

The description of Stoic courage by a man like Seneca shows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fear of death and the fear of life, as well as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courage to die and the courage to live.

This shows that the Stoic recommendation of suicide is not directed to those who are conquered by life but to those who have conquered life, are able both to live and to die, and can choose freely between them. Suicide as an escape, dictated by fear, contradicts the Stoic courage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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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的代表作。

秉持将神学启示与哲学分析相结合的思想，面对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焦虑与恐惧，作者在本书中以“勇气”为切入点，区分了三种焦虑，即对命运与死亡的焦虑、对空虚与无意义的焦虑、对罪疚与谴责的焦虑，并提出了克服种种焦虑的绝对信仰和存在的勇气。这种将神学和哲学分析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观点使得本书成为少有的持续畅销的学术著作，被美国最大的公共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列为“世纪之书”。

本书译者在参考大量资料进行精准翻译的同时，还撰写了一万余字译者序，对本书涉及的基本内容、在当下的意义以及关键术语的翻译做了详细介绍，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内容，明确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如何面对当下的空虚与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