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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联合国后京都气候谈判进展迟缓，但世界各地却涌现出多中心的自主治理试验，并与碳市场机制相结合，推进公益市场化的进程。本书力求通过回顾臭氧保护、二氧化硫市场和碳市场的发展历程以及中美碳市场治理实践，回答“哪些行为体如何推动了气候公共物品的可持续提供”的问题。通过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笔者发现：全球公私合作关系(PPPs)是解决全球公益供给不足的新型治理模式，均衡的公私供求关系是公益可持续提供的源泉。

第1章　导论

　第一节  全球首笔碳交易的启示 

    一、对等生产的范式突破

    二、公私互益的准确感知

    三、复合公益的思路开拓 

　第二节  研究问题：气候公益供给何以可持续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公私合作视角中的气候治理 

    二、公私行为体的概念界定 

    三、公私合作观的形成 

    四、研究假设 

　第四节  案例选择与研究设计

第2章  全球治理中的公私合作关系

　第一节  全球治理研究的新发展

    一、二元互构型治理范式 

    二、公私合作制及其分类 

    三、公私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第二节  公私合作视角中的全球治理

    一、基础设施投资：从收费公路到人文制度

    二、合法性和有效性何在 

    三、公私合作制的进步性 

　第三节  公私合作关系与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第3章　公益的产生：排污权交易市场

第4章　公益如何中持续：中美气候治理实践

第5章　公私合作关系的演化模型

第6章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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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战”的起因，有一大堆研究书籍，一些人将大部分责任归到德意志帝国，一些人归因于影响了他们生活的军事行动，另一些人又提出了其他原因。”

虽然他们不能就战争为什么发生达成共识，但都认同这是一场本可避免的战争。

确实，及时制止、外交、沟通机制等全部缺失，而在百年过后的现在回看这段令人沮丧的历史时，对所有问题的无视才是真正的原因。虽然现在回顾有后见之明的优势，却依然难以理解战争为什么爆发了、各方参战的目的。

当然，“一战”还是给当今的我们留下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首先，秩序并不能够自我生成或自我维持，即使各方都明显能够从中受益。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这样的实例：一些个体与国家的行为有违于其自身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但还是爆发了，所有相关方的损失远高于所得。这显示出权力均衡的局限性：即使达到大体平衡(战争发生的规模与其代价匹配)，仅凭武力均衡还不足以维持和平。

其次，即使经济上相互依存也存在局限性。国际贸易覆盖广泛，且不断增长。当时有一个思想学派逐渐形成，提出欧洲永远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因为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所以没有人会发动战争。这一观念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当时有太多的人和公司通过贸易和投资活动获得高额利润，很多国家都从中受益。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

这说明，无论是权力均衡还是经济互利，都不能保证避免冲突和混乱。在此我再补充另外一点，与“一战”爆发的事实及其作战方式有关。历史表明，经历几个世纪形成的一个思想成果影响有限，其主题有关参战和发动战争的道德或法律基础，即众所周知的战争法或战争规则。

这一思想成果根植于基督教神学，但被很多当时的决策者忽略了。现有规范规定了一场正义战争必须达到几个标准：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而战；胜利的可能性高；由合法当局发起；仅作为最后的手段；使用的武力规模不超过必需且符合比例；使用武力的方式尊重非参战人员的福祉和权利。”

在这几个标准中，...

与“一战”不同的是，这次世界大战以更加明确的方式终结。

“二战”的结局非常明确：德国和日本无条件地战败投降。更有意味的是战后战胜方对待战败方的方式有根本性不同。

如果说“一战”之后是惩罚性和平，“二战”之后则是转变型和平。

两个战败国被不同势力占有：德国被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控制、日本被美国支配。这些控制势力按照自己国家的模式重塑德国和日本，从而使日本完全转变为民主国家，除了被苏联控制的部分(即民主德国)德国也实现了民主制。近3/4个世纪之后，德国和日本成为继民族国家建设之后成功实现国家政体转变的典范。

可以说，这种对待战败国的方式是充分考虑和评估“一战”后教训的成果。“一战”后德国受到严厉的对待，屈辱和经济困难激发出激进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氛围，为阿道夫·希特勒及其支持者创造了环境，打开了政治大门。平心而论，这种想法不无道理。

德国和日本都曾有国内独裁主义趋势和对外征战倾向，为了防止这样的问题再次出现[也许可以称为“国家病症复发”(national recidivism)]，人们认为需要通过重大的政治约束和均衡来转变它们，让它们变成真正完善的民主社会，只有做到这一步——通过民主内部秩序建立之后，外部的稳定才可能得到保障。

其结果不免偏离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提出的秩序理念，因为战胜国不再仅局限于简单地确保两个战败国都不会被允许拥有武力去侵害其他国家，而是都同意一种实现秩序的方法，即认同一个国家边界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对其国民和其他国家都有影响。

战胜国认为，鉴于“一战”之后又爆发“二战”，它们需要采取行动确保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按照它们的集体意念重塑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二战”中与它们敌对的国家。

但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应就这两个案例大做文章。德国和日本战败后的一切情形都不同于很多当代推广民主的呼吁。当时更多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而不是理想主义。事实上，“二战”之后对德国...

谈到美国必须关注国内秩序建设时，教育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它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能够帮助那些受到贸易和技术变革冲击的工人，也是打击不平等的有效方法。关于不平等的危险，有许多人著书立说。

确实，不平等现象在扩大，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少数人非常富有，而在于许多穷人看不到生活水平或前景改善的希望。

政策和规定不应试图通过大规模补贴和重新分配财富的新税收政策来降低不平等，这一定会失败，因为财富转移并不能增加受援者的能力，反而会降低他们的动力。

政策应促进低阶层向更高阶层流动。只有当年轻人以及公民一生都能够获得更多的优质教育，才可能实现这种流动。否则，阶级固化会导致经济增速降低，社会摩擦力增大，反过来在美国政治中引发更多的民粹主义，在这个稳定性降低的时代里，对外交政策的支持会更少。

教育的另一层意义也值得提及。本书前边章节曾说过，这个世界对美国和美国人很重要，美国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同样影响重大。公民想理解这些现实并对提议的政策进行评判，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认识到全球参与的潜在利益和全球化带来的潜在风险，以及参与太多或太少(更准确地说，错误参与过多和正确参与过少)的潜在风险。因此，一项对美国未来的良好投资是：将全球公民学纳入高中和大学课程，澄清世界为什么重要以及美国所面临哪些选择。

中东

中东地区暴力程度最高，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决策者来说，都是最大的挑战。上一章描述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背景和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设定一套宏伟的目标，无异于脱离现实、异想天开。

确实，治理国家时如果设定的目标较小，有时确实会错失良机。但中东不同，对这一地区即使是最保守的目标也可能过高。

应对当代中东局势的另一种方法是，在有些情况下需斟酌是否创建新局面的可能，这是正确和恰当的思路。有些情况可采用外交攻势，但是这里并不适用。这好比在金融市场投资：有时投资者会被建议投资，因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会获得回报——可是也有一些时候，各种理由都表明应该避免入市，转持现金储备。

当今的中东非常类似于后一种情况。在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更多要考虑可以避免什么，而不是可以实现什么。

这里的局势和阿富汗一样，也是一个需要管控之地，而不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支持以克制的方法管理中东并非建议躲避或忽略这一区域，事实上也不能避开或不管。首先，美国和其他非中东国家在这一地区仍然有重大利益；其次，中东所发生的事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难民危机就是这样的实例，明显增加了欧洲的负担。另一个实例是，受到该地区恐怖分子和恐怖事件的鼓舞，其他人在美国或其他地区实施了恐怖主义活动。

显然，当地最大的战略利益是石油。中东石油储量占据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产量超过世界总量的1/3。这一事实在未来几十年内不太可能改变。事实上，能够明显影响该地区能源重要性的唯一转机在于技术突破，那样石油才可能不再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中心角色。

美国仍然非常受制于中东地区的石油。有不少文章讨论改变美国能源格局，但是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因为让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激增的技术和实践革命并没有开启美国能源独立的时代。美国也许不需要来自中东的石油，但是确实需要每天进口约400万桶石油，因为国内生产的石油与国内炼油厂的需求不匹配，而中东事态发展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很大...

另外有一点同样重要，但是所有中东政策却没有纳入考量：不要过多强调在近期内改革中东的社会性质，虽然原则上这是期望的结果。理想从来不是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在期望和必要或重要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

此外，所建议的行动，不论是军事行动还是其他行动，都必须通过上述测算，即预期结果和利益必须大于预期成本，并且与其他政策的预期结果相比具有优势。而改变中东社会的方案没有通过这些测算。

我再次重申，这不是说美国应该忽视中东社会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某些情况下必须进行某种形式的人道主义干预。

约旦等国家需要外来帮助应付难民压力和恐怖分子的威胁。在较小规模的事件中，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外交干预(公众外交或民间外交)，鼓励和劝阻一些行为。现在埃及正是这种情况，人道主义因素较少，更多是为了促进社会和政治稳定。

美国对许多国家的议程重心不应放在“民主”上(在缺乏制衡和强大宪法的情况下，选举可能产生反民主的结果)，而应侧重改革，包括减少腐败，增加女孩和女性受教育、参加工作等方面的机会以及拓展民间社会的空间，增强法治，引入教育改革，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转向加强批判性思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和能源部门的发展等。这种变化将缩小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距离，国家不易受到激进分子的蛊惑。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改革可能为逐步过渡到更加开放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打好基础，具有一些甚至更多民主社会的特征。

如上一章中已经提到，在许多方面，更确切的说法是，这个世界有多种而不是只有一种世界秩序。在前文讨论的各个领域中确实如此，例如，贸易等领域所达成的共识程度不能和气候、网络空间等领域同日而语。

这种分化也表现在地理意义上。当今世界由北美洲、南美洲或拉丁美洲、亚太、南亚、非洲、中东和欧洲等许多不同的区域组成。

有一个矛盾的现象：这个世界既越来越全球化，也越来越区域化。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贴近经典模式的区域。在某些方面，它是中东的反向图景：这里有强大的民族国家和国家认同。

在经济飞速发展、军费增加、多处领土争端以及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该地区一直相当有序，而这一切都不是自发的。

前边章节曾总结过，它是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很高；许多政府都决定将大部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于发展本国经济和政治；美国的参与使得该区域的几个国家不必全力发展军事，也让其他国家的进攻企图成为高风险、低回报的选择。

那么，明显的问题是：这一局面是否可以持续？换个实用的说法，需要做什么才能让这种情势持续下去？秩序必须继续深植于权力平衡和经济相互依存。从总体上看，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有利于发挥美国的优势，所需要的策略非常接近于经典的治国之道。挑战在于要塑造当地国家的对外行为，而不是改变其性质；

操作框架应该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威尔逊理想主义。

该区域问题的根源包括强大的国家、争夺领土主权、相互对立的国家主义、历史积怨、缺乏外交机制和架构。如果要举出一个相似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欧洲可能比较接近。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警告不能满足于现状，同时提出建议：如果美国的行动目的明确，这一区域的稳定就很可能得到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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