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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编著的《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是规模宏大的回忆录，从作者早年的从军经历到壮年时期在美国打工、求学、无所不包；又是一部眼光非凡的“大历史”，检讨中国近代革命，统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程；黄仁宇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他的文字浅显明白，就算毫无背景的人也读得懂。也许正因为这样，美国大文豪厄卜代克才形容他的文笔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

编者说明

本书和作者

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

中国内陆

印度与缅甸

上海

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

普林斯顿，新泽西

安亚堡，密西根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

剑桥，麻省

剑桥，英国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

新港，康涅狄格

纽约，纽约

译后记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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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内陆

     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前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佣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隋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还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优选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优选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人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所有渠道，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我深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了，我第一次会去面临横在眼前的问题。

     战事于1937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年的书，终止学业去从军相当不智，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19月，要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部的三所有名学府，校园已被日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乡长沙成立“长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继续学业。

     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员很晚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线却已崩溃。12月，日军进入南京，长沙临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负担起费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团也组织起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配给。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但是在1938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我们达成协议，我并没有被强逼去昆明，加入军队的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岁生日时，战事仍然持续，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廖沫沙。

     1938年春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满，无事可做，毛遂自荐去《抗战日报》工作，以求换得食宿，他们也接纳了我。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作家田汉。报纸是采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报道都刊在一张纸上。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日活动，编辑工作落在j寥沫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帮忙。但是，有一段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床就放在办公桌旁。当时我从未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名人。他当然就是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沫沙，和其他两位作家共享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写专栏，不时讽刺极左派。对他们翻脸时，三个人都在1966年下狱，趁此发动“”。其他两位作家就因此毁于“”，只有廖沫沙幸存。至于田汉，在中国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尤金？奥尼尔或田纳西？威廉斯，也死于狱中。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结识田汉及廖沫沙之前，他们已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不论知不知道，都没有多大差别。在战争开打的头一年，没有人在乎谁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当时的共产党员一派乐天，充满温情，和叛变压根扯不上任何关系。专享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起争辩。他们会追着你到天涯海角，从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岛，直到你同意他们的论调，他们才放你走。

     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党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是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都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及门户主义”，全都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在：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多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因此我下了决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当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员了。不跟从，就追随蒋介石。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刚好发生在我身上。我考进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虽然他一年不过来视察一、两次。人人都可以称他是“委员长”，但在军校中的我们，不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必须说“我们的校长”，说者或听者都要立正致敬。

     受训时间长达两年。学校的确教我们如何进攻及防御，但必须先经过数个月的枯燥练习。大抵而言，可以说共产党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自已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子，衣领也弄得绉绉的。国民党刚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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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中国已进入一个新领域，深刻感受到中间阶层的缺乏，未来必须同时从实务和制度着手。我们应该让中国的年轻一代意识到他们与命运之约，而不是煽动他们要求全世界没有人可以给予的自由。他们必须自己去创造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切从基础开始。

在1945年末，我遇到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个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签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佣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还有一次，她甚至邀请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

生活照例会有一些无法预测的因素，可能带来一些不便，因此，我们最好能准备好去迎接。当时我白天轮流当着绘图员和洗碗工，晚上念杰伯·斯图亚特和约翰·李尔本。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呆在安亚堡的我，其实正在享受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自由。

在孟拱河谷的第二天，我在桥下看到一具日兵的尸体。他的右手似乎握紧喉咙，以倒栽葱的姿态俯卧在河里。他的双脚张开，头浸在水里。我赶上距离不过两百码的前线部队时，连长邱上尉告诉我，死者官拜上尉，一个小时前被我们巡逻兵开枪射死，邱上尉拿走了死者的手枪，他给我看死者的军徽为证。死者身旁还有一张地图及一本英日字典，两件物品都湿了，被邱上尉放在矮树丛上晾干。

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已经烧毁的卡吉（ Kachin）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从上，兀自滴着水。

婚姻是神奇的字眼，却很有威胁性，一定使许多好冒险的年轻人突然变得胆小，立刻停止不成熟的举动，当时更是如此。我因此就僵在那里，在一刹那间，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部消失。穿过我脑中的，反而是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中断的学业、经济状况、职业及未来。成都城外的甘蓝菜田再度浮现脑海，孟拱河的冷冽也再度贯穿心中。

……

下一次安来电话问我近况如何，我又和她出去了。这次约会确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爱的是这女孩，还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两者是一样的。安不像白种妇女那样有外显而非内缩的下唇，但她的双眼并不细长，而且又亮又大。她的化妆恰到好处，刚好突显她细致的颧骨，在像我这样受到西方电影和杂志制约的眼睛中，显得非常吸引人。我们已习于欣赏雕刻般轮廓分明的线条，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国式的柔和脸孔。安穿上高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时，衣袖飘飘，转身时长发宛如波浪，一切再自然不过了。她也很有主见，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安很能掌握状况，她强调我应该加强英语及西方文明的基础。“对于一个年近三十多人来说”，她警告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学外语了。”我不能再愚蠢卖弄我在大学学的一点点德文，在军校听来的一丁点俄文或日文，拿来炫耀更是完全不智。我应该练好英语，集中火力，专心学好英文。

……

三十八年后，我仍然还在和英文搏斗如果你是长期东学一点，西学一点，而不是持续而又系统地学习一种语言，你就永远搞不清楚这些字句的排列组合。不过也很有趣，如果我告诉安，我是受了诱惑，不知不觉去做，不知她有何反应。无论如何，之后我只在纽约见过她一次，而那又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的热情一顶已经冷却，完全没有当初在她身边时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觉。

我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 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在过去，美国观察家对中国的立场从偏爱摆荡到不友善，因为他们对两国之间结构上的差异深感不耐，常常低估问题所在，不论就本质或就面向而言。因此，他们可能轻易被虚假的希望点燃，希望破灭时，也很容易产生情绪上的反应。但事实上，传统中国有非常长的茎梗，无法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来隐藏。其次，历史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律专家自居，这些标签和分工手法必须置于历史真相之后，历史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现行的学院派分工模式中，将人类努力成果分为法律、政府、经济、社会学等等，反映出现代西方固定的状况，却无法有效用以测量中国的深度。在中国，哲学理念可能转成法理学，政府运作总是和家族扯上关系，国家的仪式化过程含有宗教力量。也就是说，双方的结构不一致，不能做水平的延伸。这样的差别一开始就将中国和现代西方世界分开，如果忽略此种根本上的差异，却问中国为何不符合西方的期许，是很笨拙的。

书籍介绍

黄仁宇还是青少年时，梦想成为拿破仑。数年后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担任下级军官。他的士兵每月薪饷十二元，但如果携带一挺轻机关枪投奔附近山头的土匪，每人却能领到七千元。情势如此，黄仁宇无法成为军事英雄也不足为奇了。

他之后去过印度及缅甸。在《黄仁宇作品系列·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西方世界的读者将有第一手机会了解，史迪威将军的美国幕僚群及中国野战部队之间如何进行恶意竞争，而且是站在后者的角度观察。我们的作者就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