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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考古研究文集(精)》是作者李友谋对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分课题进行研究后所撰写的文章，亦有部分与之相关的文章。在此基础上，还结合文献所记载的历史传说，将这两种考古学文化与我国原始社会时代的传说文化进行了探讨，提出裴李岗文化可能属于少典氏时代的文化，仰韶文化是属炎黄时代的文化。其中，分布在中原西部地区的仰韶文化，应属于炎帝部落文化，分布在中原东部地区的仰韶文化，应属黄帝部落文化，仰韶文化中期以后，东西部地区的仰韶文化，出现融合，应是黄帝时代的文化的设想。

本书可供考古、文物、历史、博物馆工作者和高校考古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部分 裴李岗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

略论裴李岗文化

试论裴李岗文化

试论裴李岗文化类型的区分

裴李岗文化墓葬初步考察

论磁山与裴李岗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

炎黄文化与裴李岗文化

我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特点与文化起源问题

中原新石器早期文化问题探讨

论裴李岗文化在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中的领先地位

裴李岗文化发现十年

裴李岗文化发现30年――在新郑市举办的裴李岗文化发现3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贾湖文化发现的意义及其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纪念贾湖遗址发掘30周年暨贾湖文化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掘简报

河南巩县铁生沟新石器早期遗址试掘简报

河南密县马良沟遗址调查和试掘

第二部分 仰韶、龙山文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关中仰韶文化一些问题的浅见

东庄村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分析

试论半坡和庙底沟类型文化的相互关系

仰韶文化研究的现状

仰韶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

洛阳地区新石器文化区系

论郑洛地区的仰韶文化及其相互关系

关于仰韶文化彩陶花纹中的图腾崇拜问题

灵宝仰韶文化聚落群与炎黄有关的历史传说

黄帝文化与有熊之墟的考古学考察

炎黄文化与仰韶文化――在新郑《黄帝故里故都历代文献汇典》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试论豫北冀南地区的仰韶文化

黄河流域母权制倾覆的历史时限

漫谈龙文化的几个问题

略论郑州地区的龙山文化

如何评估夏文化探索取得的进展

第三部分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及其他

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状况与特点

仰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

河洛地区在我国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我国原始社会的农业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的形成与发展

中原地区原始农业发展状况及其意义

我国的原始手工业

我国原始艺术的成就

妯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布局与文化特征

寨根遗址的文化特征与年代

河南省新郑唐户两周墓葬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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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裴李岗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

    略论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遗址，于1977年春作了试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初步揭示了这个遗址的文化面貌。1978年春又作了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收获更大共挖出灰坑5个，墓葬24 座和1 座陶窑遗址，获得了近百件的历史文化遗物［1］，使我们对裴李岗遗址的文化内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裴李岗遗址的发掘资料，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批新资料，它和我们过去接触到的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考古材料，有明显的不同，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表现出一种独自的文化面貌。因此，这批资料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当重要，它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新发掘出来的珍品。

    裴李岗遗址，面积约20000平方米，两次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从发掘的情况看来，遗址包含的文化内容比较丰富，文化堆积层较厚，同时有一定数量的灰坑、墓葬和一座陶窑。据调查，与裴李岗同类的文化遗址，在新郑县的分布就比较多，其次在密县、登封、尉氏、中牟和许昌地区的长葛等地都有发现，说明裴李岗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

    裴李岗两次科学发掘的资料，我们已初步作了整理，从整理的情况看来，除文化面貌表现出一种独自的风格外，当时的生产经济状况和社会现象，也似乎与仰韶文化有所不同。因此，它应当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又一种文化遗存，它和仰韶文化分别代表中原地区古代原始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

    根据对裴李岗遗址基本文化面貌的认识，同时考虑到它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我们认为把裴李岗文化的命名问题提出来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一、文化特征

    裴李岗文化，有其鲜明的特征，这表现在文化遗物方面有独特的作风。

    裴李岗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少量的骨器。石器有磨制和琢制两种，制作精致。磨制石器的种类有石斧、石铲、石镰，用石灰岩制成，通体磨光。琢制石器的种类有石磨盘和磨棒，砂岩制成，琢磨兼制。器物的造型比较特殊。石斧剖面为椭圆形，顶部内收平齐，圆弧形刃；石铲为长条形，器身扁宽，腰部略内收，两端磨刃；石镰为拱背，刃部布有平直细小的锯齿，柄部略向上翘；石磨盘平面作椭圆形，腰内收，两端作圆弧状，一端略宽，一端略窄，磨盘底部琢制有四个对称的柱状短足；磨棒为圆柱形，中部较粗，两端略细。陶器主要是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灰陶的数量很少。制作工艺简单，泥质陶不带任何纹饰或彩绘，多为素面，个别磨光；夹砂陶器表饰以简单的纹饰，其中以划纹和篦点纹为常见。器物的种类有鼎、壶、罐、三足器、碗、钵、瓢等几种。鼎有两种：一种为深腹圜底，长方形柱足，器身饰三周扁圆乳钉纹，这种鼎仅见一器；另一种是直口圜底，下附三足，器表有的无纹，有的饰篦点纹，器体较小，似一圜底碗，这类鼎数量略多。壶为小口，高领，双耳，整体分球形和椭圆形两种，壶的数量较多，形状不尽相同，局部多有变化，尤以底部的变化较大，圜底居多，其次有小平底、尖底、假圈足等，有的在器底亦附加三个锥状足。罐为筒形，深腹平底，口沿微卷，这类器数量也较多，形制也不一样，有大小高矮之分，腹部也有变化，有的微鼓，上饰对称的四个乳突，有的腹壁斜直，无纹饰。三足器数量*多，变化也较大，主要是器腹的深浅悬殊，大小差别颇大，足也有长短之分，有的短似乳突，有的足则附于器物的腹部，只起装饰的作用，失去支架器体的实际意义。

    上述几种遗物，*富特征的，石器以铲、镰、四足磨盘突出，形状之特殊，制作之精工，格调之一致，为裴李岗文化所仅见。陶器以鼎、壶、罐较具特色，造型的风格，亦为裴李岗文化所盛行。

    仰韶文化盛行的彩陶，在裴李岗文化中没有出现，仰韶文化的代表器物，小口尖底瓶、釜、灶，以及“红顶碗”，在裴李岗文化中也没有见到。因此，裴李岗文化特征区别于仰韶，而是自成一系的文化，这是相当明显的。

    二、社会经济状况

    裴李岗文化，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在肥沃的土地上，从事农业、渔猎、采集、饲养家畜以及制陶等生产劳动。

    农业生产，是当时主要的生产活动。裴李岗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农业生产工具，数*众多，种类也比较齐全。从土地的开垦、耕作，作物的种植和收割等工具俱全，其中有砍伐用的石斧、松土耕作用的石铲、收割作物用的石镰。此外还有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磨棒，等等。这些工具大都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而且磨损程度相当大，使用时间长久。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成为人们正常的、持续不断的生产活动。

    从生产工具制作的认真细致，说明当时人们对农业生产是相当重视的。裴李岗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制作都比较精致，各类工具的造型加工趋于一致。石铲扁薄，有的面宽，有的长条形，两端磨刃，适于翻土；石斧厚重，适于砍伐；石镰刃部加工锯齿，利于收割。设计之精心，加工之细致，人们在制作过程中需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相当的劳动，如果不是出于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是不可能倾注全部精力，精心制作这些工具的。

    由于人们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当时的生产无疑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裴李岗遗址出土数量不少的石镰和石磨盘，说明了这一情况。石镰是收割农作物的工具，数量之多说明农作物的收获量也是不少的，只有相当的粮食收获量，才会有相应的收割工具。石磨盘和磨棒是谷物加工工具，裴李岗出土数量达四十多件（包括采集），这样多的数量，证明当时已有丰富的谷物加工。

    总的情况说明，裴李岗文化中农业生产是*突出的因素，农业经济是当时各种经济的主要成分，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于农业。我们的祖先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开发自然、从事生产以获得食物来源，同时也创造了人类光辉的文化。

    除了农业生产之外，渔猎和采集，也是一项经常的生产活动。在裴李岗遗址没有发现渔猎生产工具，但发现数量不少的兽骨、果核等文化遗物。虽然从事这项生产的工具没有被发现，然而捕猎、采集等生产活动证明是存在的，人们捕食的动物也许是用木棒、石块、陷阱等方法猎取的。

    家畜的饲养也占有一定的位置。裴李岗遗址发现有猪、羊骨骼及牙齿。数量虽然不多，但表明猪、羊的饲养业已出现。此外，还发现有简单、粗糙的猪、羊形象的原始陶塑艺术品，轮廓清晰，形象逼真。这种原始艺术品的出现，说明猪、羊在人们生活当中的印象是深刻的，它已成为制陶师们原始艺术创作的题材。由此看来，猪羊是当时饲养的家畜，不仅是一个事实，而且在经济上也可能占有一定的成分。

    陶器是裴李岗文化因素之一，制陶是裴李岗遗址发现的比较突出的原始手工业。

    裴李岗文化的制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人们已经掌握了选料、制坯、造型、烧窑火候等技术，同时也生产了有相当数量的应用于生活方面的各种器皿。从裴李岗出土的陶器情况看来，选料是明确的，炊器是用夹砂陶烧制的，砂粒细，杂质不多；饮食器是用经过陶洗以后细泥土烧制的。生产的器皿，多为日常生活中的炊器、水器和饮食器。但总的来说，这时期的制陶尚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技术水平不高，质量低。全部是手工制成，火候低，硬度弱，器形不甚规整，器表不平滑，陶胎厚薄不匀，装饰也简单，生产的陶器种类少，只限于生活上的饮食器皿，大型的容器、储器不见，生产的数量也不多，规模也不大，从裴李岗发现的陶窑，大致可以看到当时的规模情况。窑为单室，面积狭小，容积约1平方米多。这样狭小的陶窑，一次烧成的陶器，数量是相当有限的。

    裴李岗文化的社会经济状况，尽管在农业、渔猎、采集、饲养家畜以及制陶等方面取得了上述的成就，但总的来说，水平还是很不高的。如果与仰韶文化的情况比较起来，技术上的落后状态，生产水平上的差距，就显得相当突出。仰韶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在磨制的基础上出现了穿孔技术，种类和数量也大大增加。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数量种类的增加，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它必然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仰韶时期有大量的石刀，同时还有大量的陶刀等收割工具，这就证明仰韶时期的农业水平高，收获量大。

    在原始手工业方面，裴李岗文化更远不及仰韶文化发展。仰韶时期的手工业，大体有揉皮、木作、制骨（包括牙角）、制石（包括玉器）、制陶、纺织和编织七类。揉皮的工具发现有刮削器和陶锉，木作工具发现有石凿和石锛，纺织工具发现有石、陶纺轮和麻布的痕迹。在编织手工业上，半坡发现有各种编织物的印痕和人字纹席纹。关于骨器的制造，不仅发现各种骨器，同时还发现有磨骨的砺石。在石器制造技术方面，也远远超过裴李岗文化。钻孔和琢孔技术的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更为突出的是仰韶时期人们还会制作玉器，玉器的硬度为十级，超过一般金属的硬度，熟悉玉雕情况的人对仰韶人发明了玉雕技术都无不为之敬佩。此外，在陶器制作水平上，发展更为明显。仰韶文化的陶器在手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口沿部分多经慢轮修整的情况，这说明当时轮制技术已经开始出现。此外，造型技术也比较成熟，陶胎厚薄比较均匀，器表打抹光滑平整，器形也比较规整，种类显著增多。除水器、炊器和饮食器外，容器和储器等大型器物的数量都有很大的发展。器物的装饰也趋于复杂，讲究美观，纹饰多种多样，有绳纹、篮纹、席纹、锥刺纹、线纹等。泥质陶则往往施以红、黑颜色的彩绘。这些情况说明，仰韶时期的陶器，技术上的成熟、提高，工艺上的进步，种类和数量的发展，是裴李岗时期所不能比及的，它处于比较发达的阶段。尤其是彩陶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制陶工艺的水平，同时也标志着人类文化意识的发展，已进入较高的境界。彩陶上精湛的艺术图案反映了当时人类的劳动智慧，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原始艺术的很好成就。

    在渔猎和采集经济方面，裴李岗和仰韶文化的差距也是很大的。仰韶文化中发现有关这方面的生产工具种类数量很多，其中有石骨锥、石矛、骨矛、陶、石网坠、骨质鱼钩、鱼叉、鱼镖等。这些工具的发现是当时生产经济发展的标志。

    从社会经济状况所作的简单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在生产、经济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

    三、社会发展阶段

    裴李岗遗址的发掘只是初步的，同类的文化遗址目前发掘的也不多，仅密县莪沟遗址一处，因此关于裴李岗文化的资料所得有限。用有限的资料来探讨当时的社会阶段问题是相当困难的，更不可能会有比较科学的结论。但是，裴李岗遗址的发掘揭示出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通过这些现象也许可以窥见当时的一些社会状况。因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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